南朝存续的一百六十余年间，很少修订法律，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再以大量的令和科作

南朝存续的一百六十余年间，很少修订法律，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再以大量的令和科作为补充。刘宋时期，未颁布新的律法，只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完善晋律。如永初元年（420年），废除了“无故自残者补治士”，永初二年诏定杖罪之科；元嘉年间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大明七年，修改了“隶杀长史科”。 不过这种“老律打底、新科补漏”的模式，在实际执行中倒也生出些意思。就拿地方官来说，他们案头总摆着两摞册子，一摞是翻得起毛边的《晋律》，另一摞是随时添页的“令科集”。遇上民事纠纷，比如邻里争地，先按《晋律》里“盗侵田亩”的条目定基调，再看今年有没有新出的“田讼调解令”，若是碰上歉收年景，说不定还能搬出“灾年减罚科”，给双方找个台阶。老百姓也慢慢摸出规律，去衙门递状子前，总会先托人问问“最近官署里添了啥新规矩”，比翻那本厚重的旧律实在多了。 有意思的是，这些令和科往往跟着时事走。那年头南边刚打完仗，兵源吃紧，就出个“募兵赏格令”，说只要能拉来十个壮丁，就能免三年徭役；过两年粮食丰收，又下“禁酒科”，怕百姓酿酒浪费粮食。有时候新令科和旧律也会“打架”，比如《晋律》里规定“祖父母在不得别籍”，可元嘉年间为了鼓励垦荒，又出了“分户垦荒令”，允许分家多占田。底下小吏犯了难，跑去问太守，太守捋着胡子说：“律是根本，令是权宜，眼下垦荒要紧，先按令办，以后再说。” 这种做法看着像“头痛医头”，却也透着点务实。南朝政权更迭快，疆土时大时小，要是动不动就改律，反而容易乱了套。用令和科来“打补丁”，今天补个窟窿，明天堵个缝隙，倒也让这套百年老律撑了下来。只是苦了那些记规矩的小吏，常常半夜还在背新科，生怕第二天断案时说错了条款。 我琢磨着，这大概就是乱世里的生存智慧吧。不追求一劳永逸的完美，而是在不变中找变通，用小修小补应付大起大落。虽然后人看可能觉得不够系统，可在当时，能让百姓有个大致的章法可循，让官府有个灵活的尺子可用，或许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历史这东西，有时候真不是非黑即白，能在动荡里求个安稳，就已经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