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回京，母亲气得半死，怒骂她未婚先孕，不知羞耻。谁料，当她得知孩子的身世后，却立马变脸，抱起孩子打算自己来养。 邵红梅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工人闺女，18岁那年跟着大队坐了几天火车，去陕北延川赵家沟插队。黄土高坡风沙扑面，她刚落脚就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整个人瘫在窑洞炕上。 房东赵砚田夫妇把家里仅有的小米熬成粥，一口一口喂她，闫玉兰夜里下山请大夫，还把炕头让给她睡，自己挤在角落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城里来的知青和这对庄稼汉小两口处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两年后，闫玉兰怀孕，窑洞门口栽了棵小枣树图个喜气，红梅抢着担水做饭，让孕妇多歇着。 谁想到开春时一场难产，乡镇卫生院连血袋都没有，红梅跪在雪地里挨家挨户求村民献血，膝盖冻得发木，还是没把人抢回来，只留下一个瘦小的男婴。 赵砚田抱着孩子哭得说不出话，只会反复求她：“红梅，你心善，帮我带带这娃，他娘走得太急。”红梅没多讲大道理，直接接过孩子，从米汤开始一点点喂，把他当亲骨肉一样照顾。 夜里孩子哭，她抱着在窑洞里走圈；孩子学说话，张嘴叫她“妈妈”，她红着眼眶纠正，让他记住亲妈叫玉兰，在天上看着他。 村里闲话不少，说她给赵砚田当填房，她拦住要去理论的赵砚田，只说一句，孩子喊妈，她就得把这个妈当到底。 1976年夏天，大雨冲垮了生产队的谷仓。赵砚田和红梅一起去抢救粮食，黑云压得很低，仓房的梁轰然倒下，他一把把红梅和孩子推到外面，自己却没能再出来。 队里后来给了烈士证，可窑洞里一下少了个顶梁柱。那年返城政策下来，红梅抱着四岁的赵玉刚站在村口，看着那棵枣树，心里只有一句话：欠下的人情，只能用一辈子去还。她收拾好不多的行李，抱着孩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推开大杂院的门，母亲一眼瞧见她怀里有个孩子，当场砸了茶缸，骂她在农村不守规矩，说着就要往门外撵人。胡同口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街坊，都在低声议论她未婚先孕。 红梅没吵，只是先给孩子拍掉衣服上的土，转身从包袱里拿出赵砚田的烈士证，再掏出那双没做完的小虎头鞋，慢慢讲起赵家两口子怎么对她，怎么死在那场雨里。 母亲坐在小马扎上，手里的鞋底掉在地上，眼泪一颗颗砸在青砖缝里，只叹了一句“你个傻闺女”。夜里，她摸着熟睡孩子的脸，想起自己当年难产时婆婆守在床边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母亲把孩子抱到自己床上，对红梅说，从今以后，这娃跟她睡，闺女安心去上班。再有人到胡同里嚼舌根，她抄起扫帚骂回去：“玉刚是我亲外孙，谁再乱说，我撕了谁的嘴。” 回城后，红梅被分到小厂当车工，三班倒挣来的32块钱，要养孩子还要贴补家用。母亲把自己的退休金和银镯子都往外掏，给外孙买奶粉买药。 孩子发烧咳到夜里喘不上气，她背着他踩着雪印子跑去医院；粮票不够用，她去血站卖血，攥紧拳头让护士抽，只为换点钱买粮煮粥。 玉刚上学要交15块学费，红梅晚上接缝纫活，母亲在院里开荒种菜，三伏天她去批发市场卖冰棍，晒得一层皮一层皮往下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七八岁的玉刚就会给姥姥择菜、给妈妈捶背，看见同学穿球鞋，回家只说“我不想要”。红梅听得鼻子发酸，还是偷偷给他买了双解放鞋，自己脚上继续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布鞋。 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男人一听她带着孩子转身就走，她总笑笑说没关系，心里却清楚，这个孩子就是她的命，谁也别想从她身边拆开。 后来，她终于遇到了不嫌弃孩子的老李。婚礼那天，玉刚脆生生地叫了一声“爸”，老李当场红了眼眶，说以后是一家人。 又过几年，红梅生下一对双胞胎，母亲抱着小孙子乐得合不拢嘴，常说老邵家后继有人了。 再往后，玉刚初中毕业想去读中专早点挣钱，她和母亲一口回绝，说家里再穷也不能穷教育。靠着这股劲，玉刚参军、上军校，在部队一步步干出名堂。 很多年后，清明时节，穿上军装的赵玉刚，跟红梅一起回到赵家沟。那棵当年栽下的小枣树已经老了，坟头的草一年一遍绿了又黄。他在亲生父母的坟前磕头，说自己没给他们丢人。红梅抚着冰凉的石碑，对那片黄土轻声说，孩子她照着诺带大了。 她常对孙子们讲，亲情不只是血缘，是有人愿意在风口雪地里背你去医院，是在人前替你扛下全部闲话，是你小的时候我养你，你大了记得回头看一眼。 善有善报，不是不报，她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当年没有把那个黄土地上的孩子丢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