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 按惯例，这类“夫人费用”地方都得乖乖埋单，可这一次，账单落在了张难先手里。 他翻过几页，什么也没批，只是将单据装进公文袋，压在案头。杭州财政本就吃紧，他心里有数：这笔钱要是批了，等于公开拿老百姓血汗去给人“玩一圈”。 不久后，蒋介石来浙江视察，在大会上高谈“国难当头，要节省开支”。话音刚落，张难先便捧着那包账单走到台前，说省里实在无力负担，“请主席示下”。 一时间，会场安静得针落可闻。蒋介石面上挂不住，只得硬生生挤出一句：“谁开支，谁负责。”这话一说，等于当众把账收回自己肩上。张难先顺势鞠躬：“委员长以身作则，实乃天下楷模。”场面算是勉强圆过去。 南京上上下下很快知道了这出“当众要账”，宋美龄脸上火辣辣的。她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不留情面的省主席，怀疑张难先不过是在舞台上演了一出“清官戏”。过了几天，她没打招呼，悄悄去了张家在杭州的住所。 眼前的景象和举报信里写的豪宅别墅完全不同：一排旧平房，砖墙斑驳，门口没有卫兵。张难先的妻子穿着粗布衣裳，在院子里纳鞋底。 屋内摆设简单，中堂挂着一幅山水画。张难先回到家，见她目光停在画上，便伸手把画掀起一角，露出后面的木牌，上书“张难先之灵位”。 他平静地说，这牌位是自己立的，天天摆在眼前，就是要提醒自己：为百姓办事，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若有一步越线，就该对着这块牌位交代，用命谢罪。宋美龄沉默片刻，眼眶发红，最后无言离去。 回到南京后，她再没提过那笔报销，但张难先心里明白，这件事虽然澄清了，自己在高层那里的信任却已经打了折扣。 事实上，他一向如此“别扭”。早在东京留学时就投身同盟会，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被捕也不肯供出同志。北洋任职时碰到不合规用款，照退不误；孙传芳送来的贿金，他拂袖而去。 蒋介石请他做浙江省主席，他连续推辞了4次，第5次才轻车简从赴杭。一到任，他裁撤冗员、整顿吏治，还查出某个被点名任要职的“亲信”出身不清，顶着电话一封封打回去，得罪了一圈人。 报销风波之后，各种匿名信铺天盖地，说他修豪宅、纳小妾。宋美龄一开始派人暗访，对方想打麻将“探路”，结果张难先坚持用冥币当筹码，让人抓不到一点把柄。 等她亲自登门，看到的却是一家人粗茶淡饭的小日子。那块挂在山水画后面的灵位，让她第一次近距离感到，这个人的那股“倔劲”，并不是演给谁看的。 不久，张难先递交辞呈。离开杭州那天，百姓自发在街头摆上水碗和明镜，寓意“清如水，明如镜”。他只带了一口旧箱子启程。 途中遭土匪拦路，强盗听说他是“张省长”，本想狠敲一笔，翻遍箱子，只翻出几十块银元和几本书，愣了半天，最后反倒放下刀枪，送了他一程。 多年以后，宋美龄听闻他一路清贫的这些细节，也只能由衷叹一句：“张难先，真是一身正气的好官。”在那个权势横行的年代，他选择用一身骨头，去对着账本、对着牌位、也对着老百姓交代，这种“轴”，反倒成了最难得的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