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澜涛回忆，1944年秋，刘澜涛奉命从晋察冀来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刘澜涛住在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一次在杨家岭食堂吃饭时，刘澜涛见毛主席来了，就上前请示：“什么时候向您汇报工作？”毛主席笑着说：“先住下，不着急。”几天后，刘澜涛就得到通知，让他到枣园毛主席的住处去汇报工作。 刘澜涛1910年出生在陕西米脂一个普通农户家，早年家境清贫。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候他在陕北一带活动，主要做青年工作和宣传，担任过共青团米脂县委宣传部部长，还当过中共定边县工委书记和陕北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1930年夏天，陕北特委在绥德开扩大会议，讨论武装斗争安排，结果会议中途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他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抓。敌人把他们押送到牢里，关押了几个月，通过地方人士营救才出来。 1931年他在北平继续做地下工作，又一次被捕，坐了几年牢，一直到1936年才获释。出狱后他先在天津市委负责组织事务，后来调到陕甘宁边区，担任边区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同时管绥德警备区的特委工作，主要抓宣传教育和群众组织。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把他调到晋察冀边区。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一年，主要协助彭真和聂荣臻处理边区党政军事务。晋察冀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参与精兵简政，推动部队和地方生产自给，协调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还负责干部培训和群众动员。 那几年边区面对日军多次扫荡，他组织力量坚持游击战，巩固根据地基础。到1944年秋，中央通知他从晋察冀出发，赶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路上他走了好几周，穿过几道封锁线，终于抵达延安，住在杨家岭中央机关驻地。 到达延安没多久，一次在食堂用餐时遇到毛主席，他当场提出汇报晋察冀工作的事。毛主席让他先安顿下来。几天之后，通知来了，让他去枣园毛主席住处汇报。那次汇报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饭后很长时间，中间没有停顿。 汇报内容主要是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工作，包括武装斗争的开展情况、群众组织的建设、生产运动的推进，还有干部队伍的培养。他还结合自己早年的经历，谈了在陕北和天津的地下工作，以及两次被捕后的坚持。毛主席边听边提问，偶尔插话，谈话重点放在根据地政策执行和实际效果上。 汇报结束后，刘澜涛留在延安继续参加整风学习和七大筹备。1945年4月到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大结束后不久，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沦陷区出现大量受降和接管任务。国民党方面依靠美国飞机和军舰快速运兵，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党中央决定同国民党谈判，同时采取针锋相对策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那时候很多敌后根据地领导已经在延安整风和参加七大，前线需要高级干部尽快返回。但从延安到太行山总部近800公里，步行要过黄河、黄土高原和敌占区封锁线，时间太长，跟不上形势。 党中央经过商量，决定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运送将领。1944年底八路军在晋东南黎城长宁镇建了简易机场，美军观察组人员常来往，对路线熟悉。8月中旬，叶剑英和杨尚昆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谈了借机的事，美方答应了。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20位将领从延安东关机场出发，刘澜涛后来在9月与聂荣臻、萧克、罗瑞卿、郑位三等一起搭乘道格拉斯运输机飞往山西灵丘。飞机舱门矮，座位简陋，起飞靠人力推螺旋桨，但飞行四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 灵丘机场跑道是黄土筑的，太行军区提前准备了导航信号。将领们着陆后稍作休息，就分头赶往前线。 刘澜涛回到晋察冀后，立即投入主力整编工作。部队编成9个纵队20多万人，地方部队编为5个军区11万人，还抽调1万多人率先进入东北，贯彻中央战略部署。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领导晋察冀地区党政军事务，协调部队行动和地方建设。 1948年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他担任常委、组织部部长和党校校长，后来升任华北局副书记、第三书记兼华北军区副政委，还担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负责华北地区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组织中央机关从陕北向华北转移。 后来刘澜涛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还当过全国政协第四、第五、第六届副主席，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和老干部工作。1997年12月31日，他在北平因病去世，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