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高伯龙决定尝试一番。 钱老递过来的，哪里是几页纸，分明是一道关乎国家未来尖端防务的考题。激光陀螺，这东西现在听来都足够精密，那可是惯性导航系统的核心，导弹、飞机、潜艇的“心脏”。 没有它，精确制导就是空谈。但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这几乎是一片空白，很多人连名字都没听过。钱学森凭他在美国的见识和人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关键方向，把最初的火种送了回来。火种是有了，可谁能把它点燃成燎原之火呢？大部分人都望而却步，理论深奥，工程复杂，设备更是无从谈起，这简直是要“无中生有”。 高伯龙站出来了。这位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当时在国防科大当老师，主讲理论物理。他性格里有股书生的执拗，更有一种“国家需要，我就上”的纯粹。 他接下任务时，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不是寻常的科研项目，而是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攻坚战。没有图纸，没有样机，只有钱学森传来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碎片信息。起点，几乎为零。 真正的艰难这才开始。理论关、工艺关、材料关，关关都是鬼门关。激光陀螺的核心是那个需要极度精密加工的谐振腔，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能加工它的设备。高伯龙带着一支同样年轻的团队，从最基础的理论推导开始，自己设计，自己摸索工艺。 他们用的很多设备，都是自己画图，再找工厂“土法上马”订做的。失败，是家常便饭。一个参数不对，整个实验就前功尽弃；一道工艺不达标，核心部件就成了废品。 科研经费紧张，他们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很多人质疑，觉得这是在做“无用功”，是浪费资源。但高伯龙认准了这条路，他沉默着，用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和实验来回应。 这一钻，就是将近二十年。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他和团队几乎与世隔绝，把所有的精力都埋在了实验室里。直到1994年，他们研制的某型激光陀螺工程样机才最终通过鉴定，填补了国内空白。 这不仅仅是造出一个仪器，更是趟出了一条从理论到工艺完全自主可控的路。此后，中国的激光陀螺技术开始走上快车道，为后来的“东风”速递、“巨浪”潜行、“歼鹰”翱翔，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导航基石。 回过头看，高伯龙的决定，其意义远超越了一项技术突破。它诠释了那一代科学家在封锁和孤立中，如何用智慧和坚韧，为国家托举起了战略安全的重担。 钱学森是战略家，指明了“要做什么”；高伯龙是突击队长，解决了“怎么做成”。他们之间那次跨越太平洋的接力，没有豪言壮语，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尖端国防技术的格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核心技术，是求不来、买不来的，只能靠一个个像高伯龙这样的人，用几十年的寂寞坚守，一点点“磨”出来。 当别人都在问“能不能成”的时候，总得有人先问一句“敢不敢试”。高伯龙用他的一生，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