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拒不回国，可是她在美国深修40年后，却带着全部的积蓄回到了中国…… 彼时外界对她的质疑声从未停过，说她受国家公派资助，却一心留美谋发展，是典型的“忘本”。可没人知道，1982年她远赴哈佛时，国内生物化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精密仪器稀缺、研究资料匮乏，连细胞死亡领域的研究都几乎是空白，她的“不回”，是憋着一股劲想啃下国际尖端的硬骨头。 1958年出生的袁钧瑛，骨子里藏着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的韧劲。祖父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从小耳濡目染的她，早把“科研报国”的种子埋进心里。1976年高中毕业，她被分配到棉纺机械厂当工人，每天在机器轰鸣声中重复枯燥劳作，可下班再累也会躲在出租屋看书——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她攥着报纸的手都在抖，连夜制定复习计划，凭着过人天赋和拼劲，成为上海恢复高考后的首位状元，稳稳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 复旦五年，她见证了国内科研的窘迫。实验室里最先进的仪器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旧货，研究文献要靠老师从国外带回的复印件，细胞死亡这个在国际上刚兴起的领域，国内连基本的研究框架都没有。1982年，国家启动CUSBMBEA公派项目，袁钧瑛以全优成绩入选，成为首批赴哈佛攻读博士的学子。临行前，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不是不想回，是要带着真东西回来”，只是没人想到，这份等待要跨越四十年。 初到哈佛，语言障碍和文化冲击让她寸步难行。为了跟上课程，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泡在图书馆啃专业书，实验室里的操作失误被导师批评时，她偷偷抹掉眼泪，转头就把错误原因抄满三个笔记本。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麻省理工学院霍维茨教授在研究线虫细胞死亡，这个当时被主流学界忽视的方向，让她看到了突破的可能。她主动申请跨校做博士论文，顶着双重学业压力，在实验室度过无数个通宵，1989年终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控制细胞死亡的基因，这一成果后来成为霍维茨教授2002年诺贝尔奖的核心依据。 留美期间的质疑声从未断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掀起“海归潮”，有人骂她“享受着国家资助却为美国效力”，甚至有媒体撰文指责她“忘恩负义”。可这些声音背后，是她在哈佛实验室的持续深耕：32岁建立独立实验室，首次证实哺乳动物细胞凋亡由caspase蛋白酶介导，148篇论文发表在《细胞》《科学》等顶刊，两次被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做专题报告。2005年，她开创性提出“程序性坏死”理论，推翻了“细胞坏死不可调控”的传统认知，开发的小分子抑制剂Nec-1，为阿尔兹海默症、渐冻症等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向。 她从未忘记回国的承诺。2012年，她牵头成立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每年往返中美之间，把国际前沿技术和资源带回国内。2020年，62岁的她做出全职回国的决定，卖掉美国的房产和实验室设备，带着全部积蓄投入中心建设。有人问她图什么，她指着实验室里的年轻研究员：“当年我出国时，国内连像样的仪器都没有，现在国家有了条件，我得回来给年轻人搭平台”。如今，她带领团队研发的RIPK1抑制剂已进入全球临床试验，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方案，让数十万患者看到希望。 那些曾骂她“忘本”的人或许不知道，袁钧瑛的研究始终贴着“中国印记”。她在美国期间培养的30多名博士中，近半数回到国内科研一线；她无偿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国内实验室少走了十年弯路；她推动建立的“中美生物医学交流基金”，已资助上百位青年学者出国深造。所谓“拒不回国”，不过是她清醒的选择——在国家科研实力不足时，她选择潜伏在国际前沿积蓄力量；当祖国有能力承载她的理想时，她毫不犹豫带着毕生所学归来。 真正的家国情怀，从不是盲目跟风的表态，而是立足长远的坚守。袁钧瑛用四十年时间证明，科研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她的“不回”是为了更好地“回归”，这种隐忍与执着，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