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弃日本赔款，真不是我们心善，更不是什么儒家思想害人，根本原因是我们拿不到。 很多人以为战争赔款是天经地义的，战胜国伸手要，战败国低头给。但在国际政治的赌桌上，从来没有天经地义，只有实力说话。赔款不是我们要出来的，而是要靠枪杆子逼出来的。 看看当时谁拿到了赔款？美国人拿到了，苏联人拿到了。为什么？因为美军直接把靴子踏在了日本本土上，美国的军舰封锁了日本的港口，麦克阿瑟就像太上皇一样住在东京。苏联人更狠，二话不说出兵占了北方四岛，把日本关东军几十万人抓去西伯利亚挖土豆，连那个时代的机器设备都拆得干干净净运回莫斯科。 那时候的我们呢？其一，我们既没有在日本驻军，也没有能够威胁日本本土的海空军力量。 说句扎心的话，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海军还是一支不折不扣的“黄水海军”，主要任务是在家门口转悠。别说去东京湾示威了，就连跨过第一岛链都费劲。你要让日本人掏钱，总得手里有把像样的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吧？遗憾的是，我们的刀，当时还够不着人家的脖子。 其二，再看当时的国际大环境，那是一个冷战正酣的年代。世界被劈成了两半，美国与日本穿一条裤子，我们与苏联闹翻了脸。 这时候你想管日本要钱？这不仅仅是跟日本要，本质上是在跟美国博弈。日本当时就是美国在亚洲反共的桥头堡，是美国人的钱袋子以及后勤基地。你想让日本掏几百亿美元给中国？美国人第一个不答应。在美国人眼里，这跟直接把美元送给“敌对阵营”去造原子弹有什么区别？ 资料显示，1972年以前，日本虽然已经是经济大国，但它的经济命脉以及政治决策权，大半都捏在华盛顿手里。如果美国不点头，日本就算想赔，这笔钱也汇不出来。 更何况，当时还有一个极其尴尬的“法律陷阱”，是蒋介石留下的烂摊子。 1952年，退守台湾地区的蒋介石集团，为了争取所谓的“正统地位”，哪怕手里没有多少筹码，也急吼吼地跟日本签了个《日台和约》。在那份合约里，蒋介石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竟然大笔一挥，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 这就给后来的谈判挖了个巨坑。等到1972年我们去跟日本谈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两手一摊，一脸无赖相：“赔款的事儿？你们不是早就放弃了吗？蒋先生已经签过字了啊。” 这招极其阴损。如果我们坚持要赔款，日本就会说：“那行，既然要重新谈赔款，那就说明之前跟台湾签的条约无效，但法律程序上我们得先扯皮个十年八年。”这意味着中日建交无限期推迟。 而在当时，我们的战略压力大到让人窒息。北边的苏联陈兵百万，随时可能南下；南边的越南也开始不安分。我们需要立刻打破外交封锁，拉拢日本，联美抗苏。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国运突围战。为了几百亿那个“大概率拿不到”的空头支票，去耽误关乎国家生死的战略布局，这笔账，当年的伟人们算得比谁都清楚。 再看看经济账。有人说，哪怕要不来钱，也要恶心他们一下，搞经济制裁。 这更是想当然了。当时两国经贸联系极其脆弱，也无法用经济制裁来让日本人就范。7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工业国，我们迫切需要日本的化肥、钢铁、甚至彩电冰箱生产线。而日本呢？他们的市场在北美，在欧洲，原材料来自东南亚以及澳洲。 说得难听点，那时候是我们更需要日本的技术与设备，而不是日本离不开我们的市场。你想制裁人家？人家可能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反倒是我们自己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会被打断。 拿1979年的数据来说，我国人口超过10亿，但是外汇储备也只有区区10亿美元。而据说当时民间的赔款估算高达500亿美元。指望日本人以及背后的美国人拿出这笔天文数字来“资敌”，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以，最后的决策是极其务实且充满政治智慧的：放弃根本拿不到的赔款，换取日本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立刻建交。 同时，这也为后来日本对华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埋下了伏笔。虽然名义上不是赔款，但从1979年开始，日本开始了长达40年的对华援助，援建了包括北京首都机场、中日友好医院、许多港口以及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这些低息贷款与无偿援助，在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极度匮乏的年代，确实起到了关键的输血作用。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补偿”，是双方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 回顾这段历史，心里确实会堵得慌，但也让我们明白一个冷冰冰的真理：弱国无外交，弱国更没有债权。 当年的放弃，不是因为我们大度，也不是读了两本孔孟之道就圣母心泛滥，而是因为那时的我们，拳头不够硬，口袋不够鼓，甚至连谈判桌上的筹码都是残缺的。 我们忍下了这口气，用那个并没有实际握在手里的“赔款权利”，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以及外部技术支持。 今天的我们，拥有了双航母编队，拥有了东风快递，拥有了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现在再也没人敢赖我们的账，也没人敢随便给我们挖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