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未果被日军囚于医院。护士换药时多给一张纱布，他猛然警觉，这是传递最后情报的生机。 那时候，郑文道已经被捕三天。他是在沪西执行联络任务时被日军特高课抓住的，身份暴露太快，说明问题比他预想的更严重。 更糟糕的是，他没能当场销毁一份手写情报，那是关于几处交通联络点的核心信息。他知道，这玩意一旦落入敌人手里，半条线的人都得完。 跳楼是唯一的选择。当时是从三楼楼梯间的窗口跃下去的，人没死，但伤得很重，左臂粉碎性骨折，头部也撞裂了。日军没有立即处置他，而是把他送进杨浦附近一处特高课控制下的医院。 一方面“治疗”，一方面严密看守。 郑文道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怜悯，是“钓鱼”。特高课指望用疗养和假消息慢慢瓦解他。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夜，不敢闭眼，不是怕，而是得想清楚有没有办法传出警报。 直到第四天换药，那位叫林婉如的护士留下一块多余的纱布，没有解释，也没有回头。他愣住了，但什么都没问。这种时候，一个多余的动作，可能就意味着生路。 郑文道回忆起之前和组织约定的紧急信号：如若传不出纸条，一种方式是通过非正常死亡触发红线警戒。他琢磨着自己掌握的联系人、据点、路线太多，一旦说出一个名字就能顺藤摸瓜。 不说，敌人总有一天会发现。他已经是诱饵了，活着就是风险源。 “把一切写在纸上，不如写在死里。”他脑中闪出这句话，记不清是哪本书里的，但当时就决定了方向。他用了三天时间，把纱布撕成细绳，用枕套里的棉絮绞紧，试过床角，也试过窗户把手，全被发现了。 林婉如不说话，但开始偷偷帮他遮掩，每次换药都挡一挡角度。 第九天晚上，外头起风了。守卫照旧，日军没料到他伤还没好就会再次行动。他强撑着坐起，咬破纱布，系成圈，固定在床栏上。 那一瞬间他脑子很清楚，他不是被逼，而是主动完成一个任务：让组织意识到他不再安全，必须切断一切联系。 第二天一早，佐藤带人来看审讯对象，发现人已经没了气。他们气急败坏，但搜不出任何线索，林婉如也被调离，没受牵连。这件事日军档案有记录，但始终查不到内部有谁通风报信。 几天后，上海地下党紧急召开隐秘会议。 郑文道死亡的消息经由外围系统传回，被判断为“主动终止信号”。组织迅速启动撤离方案，半条交通线被转移至苏中，大量联络点废弃，几个关键人员换了身份。如果没有这道信号，损失无法估计。 林婉如后来去了抗战根据地，继续做护士，没有留下什么回忆。有人说她后来在解放区医院工作到退休，也有人说她在解放前就病逝了，没人能证实。 郑文道的答案，是用死保住了别人活下来的机会。不是口号，也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定。这才是地下工作者的骨头。很多年后，人们在杨浦烈士纪念墙上找到他的名字，只有寥寥几字，但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