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72岁的杨成武将军重回泸定桥时的一幕 一九八六年，长征胜利五十周年。 泸定桥上游人稀稀拉拉，桥下泸水照旧闷雷般翻滚。七十二岁的杨成武站在桥头，把手按在碗口粗的铁链上来回摸，铁锈刮得掌心生疼。他盯着铁索，眼圈慢慢发红，半天挤出一句话：“二十二个勇士，二十二个战友啊，咋就只剩我一个，你们都在哪啊？”旁人只看到一位白发上将落泪，他脑子里翻出来的，是一九三五年那条大渡河和桥上的火光。 那年五月，毛泽东、朱德率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前脚刚到大渡河边就被卡住。 河对岸是四川军阀的封锁线，背后是薛岳带着十万中央军紧追不舍。红一团抽出十七名战士，抢占安顺场，好不容易在东岸撕开一个缺口。 红军手里只有三条船，每条一次挤十八人，一天拼命摆渡，也就七百二十人过河，而队伍足足有三万，这么算下去，要几十天才渡得完，后面追兵随时能压上来。 有老乡提起上游三百二十里外有一座清康熙年间修的铁索桥，名叫泸定桥，一头挽着贡嘎山，一头搭在二郎山上。 只要夺下这座桥，三万红军就能排队从桥上走过去，不用在冰冷的河面上和时间赌命。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清晨，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指定王开湘、杨成武率红四团为前锋，限三天内赶到泸定桥。五月二十八日，林彪再下严令，要四团打破夺道州、五团夺鸭溪时一天急行军一百六十里的纪录，同时把先期渡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编成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从城东扑向泸定，以免全军被死死卡在河边。 红四团咬着牙在雪线下急行，踩着栈道和羊肠小路往前挪，一路高喊“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 赶到泸定桥西岸，总算把沿河高地占住，再抬头看桥，心里都凉了一截。 桥下泸水翻滚，敌人早把桥面木板抽光，只剩十三根铁链吊在半空，东岸川军用沙袋垒成桥头堡，几挺机枪对着桥面，人还不老实，喊着：“有本事飞过来，我们缴枪。” 杨成武、王开湘趴在山坡上，用望远镜细看地形和火力。 泸定桥两岸西高东低，红四团占着制高点，可以居高压住桥头；对岸是刘文辉的川军，枪多为本地自制，射程短、准头差，有老兵说差不多三分之一压根打不响，只能吓唬老百姓。 红四团干脆把家底翻个底朝天，轻重机枪一共二百三十多挺，比中央军一个团还多，再配上一批特等射手，对岸士兵一露头，很难再抬第二回头。 地形在手，火力在手，兵的质量也在手，这几样凑到一处，飞夺铁索桥才算有底。 中午，泸定城里的天主教堂被当成“作战室”，红四团干部围着桌子，愣是把突击队名额吵成一团。二连连长廖大珠第一个站起来，要让二连当“夺泸定桥英雄连”；刚调到三连的王友才紧接着起身，说三连哪一仗都没落下，这回不上桥没脸见战士。 几位连长你一言我一语，团里按“民主集中”的老规矩定下主意：突击队从二连里选，由廖大珠带队，挑出二十二名党员和积极分子；三连当第一梯队，跟在后面铺桥板。 傍晚四点，总攻打响。红四团把全团号手都压到前沿，一声令下，数十支军号一起吹响，冲锋号在峡谷间来回撞击，山腰上二百多挺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像雨点一样压向对岸桥头堡。 二十二名勇士抓紧铁链，胳膊夹着冲锋枪，整个人贴在铁索上往前挪，三连战士腋下夹着木板，一边往前爬一边把木板铺上去。等突击队接近桥头，敌人急眼，抬出一桶煤油往桥面一泼，点起火，火舌沿着铁链蹿过去，铁索桥瞬间变成一条燃烧的长龙。 桥这边的指挥员把嗓子喊哑，杨成武、王开湘不停高喊“同志们莫怕火，冲”“敌人扛不住了”。廖大珠咬紧牙关，猛地向前一跃，整个人冲进火里，帽子烧着，衣服烧着，脚步只往前迈。 紧跟着他的是那个被战友叫作“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出生在云贵川交界，在腊子口战斗里立过奇功，这一回一样顶着火往前钻，身后战士一个接一个冲过炭火，杀入城中，与敌军短兵相接。 很快，红四团主力踩着刚铺好的桥板涌入泸定城，东面城外也响起像炒豆一样的枪声，刘伯承、聂荣臻率部赶到，两路夹击，川军守不住，只得弃城外逃。 战后清点，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当场牺牲四人。 中央军委给王开湘、杨成武以及活下来的十八名勇士，每人发了一套印有“中央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在那种年月已经算是顶格奖赏。 全国解放以后，杨成武多次托人查找当年的突击队名单，始终没能把二十二个名字补齐。 泸定桥纪念馆大道旁竖起二十二根花岗岩石柱，代表二十二位勇士，真正刻着姓名的只有五根，顶上雕出头像的只两位。 一九八六年重回泸定桥时，杨成武提笔写下“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这四句；二〇〇四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岁。 葬礼那天，上万群众从全国各地赶到八宝山，队伍挤得水泄不通，有工作人员说，自周总理去世以后，很少见过这样的场面。后来人再走过泸定桥，看着脚下的水、身边的铁链，总会在心里悄悄点一遍，那二十二个还不算齐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