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毛泽东刚满十三岁，正是寒冬腊月里。他领着弟弟毛泽民，还有个表亲家的孩子，挨家挨户给长辈们磕头拜年。酒过三巡，堂叔捋着胡子问这三个娃娃："说说看，长大了都想成为啥样的人物？"表亲家那孩子脱口而出："我要当大财主，天天吃肉穿绸！"毛泽民年纪小，缩着脖子小声嘟囔："我就想做个没人敢欺负的硬气人。"轮到毛泽东时，他猛地挺直了腰板，眼睛亮得吓人："我要做那等掀天揭地、扭转乾坤的大人物。"满堂宾客都愣住了，手里的筷子悬在半空——这话搁在个十三岁娃儿嘴里，听着咋那么不真实，却又让人心里发毛。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韶山冲这地方，四面环山，活像口倒扣的铁锅。村里人祖祖辈辈守着几亩薄田，种点水稻红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能混个温饱就谢天谢地了。毛泽东他爹毛顺生是个精明能干的庄稼汉，当过湘军，贩过米粮，硬是凭着自己的算计和狠劲儿攒下了二十来亩田地。在这位父亲眼里，读书识字就是为了记个账本、写个契约，儿子最该做的就是学算盘、打算盘，把这份家业守住了、扩大了，最好再买入几亩上好的水田。 可毛泽东打小就跟别的农家娃不一样。别的孩子下河摸鱼掏鸟蛋，他蹲在田埂上捧着本《水浒传》看得天昏地暗，连吃饭都叫不应。毛顺生看着就来气，庄稼人的手是拿锄头握镰刀的，捧那些破书有啥用？能当饭吃？父子俩为这个没少红脸。有一次毛顺生追着他满院子打，毛泽东愣是一路狂奔到池塘边，扬言父亲再逼他干农活，他就跳下去。这犟劲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毛顺生也只能骂骂咧咧地收手。 真正改变这孩子命运的，是他表哥文运昌从东山高等小学堂带回来的几本新书。《盛世危言》那本书，像颗炸弹在少年心里炸开了花。原来外头的世界早就变了天，铁路、电报、轮船，洋人欺负咱，朝廷腐败无能，国家眼看要亡了。那天晚上，毛泽东把那本书藏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里嗡嗡作响。韶山冲的天太小了，那几座青山像牢笼一样困着他，容不下他心里那团越烧越旺的火。他隐约觉得，自己这辈子要是也在这山沟里刨食吃，那才叫白活了。 十六岁那年，他跟父亲彻底摊了牌。毛顺生气得脸发紫，拍桌子摔碗，认定读书就是最败家的行径，是要断了毛家的香火。娘文七妹心疼儿子，偷偷抹眼泪，最后还是舅舅文正莹出面打圆场，左劝右劝，达成了个折中方案：家里咬牙供他一年学费，学不出个名堂就老老实实回来种地，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起毛笔改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塞在了父亲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天刚蒙蒙亮，东方的鱼肚白还没有完全铺开，毛泽东就挑着行李担子出了韶山冲。那担子一头是被褥卷，一头是母亲连夜赶做的干粮。山路十八弯，露水打湿了他的草鞋，寒风刮得脸生疼。他走了整整五十多里山路，脚底板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校门口守着个看门的老汉，斜着眼打量他，看他穿着土布褂子、挽着裤腿，还以为是来干活的短工，挥手就要赶人。毛泽东从怀里掏出考卷——那篇《言志》写得振聋发聩，校长李元甫看完之后，激动得拍案叫绝："今天学校要是拒绝收这个学生，那这学校干脆关门大吉算了！" 这事儿后来成了美谈，可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看。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个天才少年逆袭的励志剧本，其实没那么简单，甚至有点过于浪漫化了。那时候能从湖南穷山沟里爬出来的农家子弟，说是万中无一都算客气的。要不是毛顺生家里还算殷实，勉強算得上富农，要不是舅舅文正莹通情达理、识文断字，要不是恰好遇到李元甫这样开明的校长，历史的车轮可能就朝另一个方向滚了。个人的雄心壮志固然重要，但时势造英雄这话一点不假，历史从来不是个人独角戏。 再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定下的"约法三则"——不谈金钱之事、不谈男女之事、不谈琐碎事物之事。现在听起来总觉得有点不真实，甚至有点极端。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正该是血气方刚、多愁善感的年纪，硬要把自己活成个苦行僧，切断所有世俗欲望，这哪是正常人过的日子？可换个角度想，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整个民族都在铁屋子里窒息，不搞这种近乎自虐的自我约束，怎么从混沌中杀出一条血路？怎么对抗那个醉生梦死的时代？当然，这种非黑即白的活法也埋下了后来某些极端决策的种子，凡事过犹不及，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说到底，毛泽东走出韶山冲，不只是一次从乡村到城市的地理迁徙。那是一个敏感而倔强的灵魂，试图从千年农耕文明的泥沼里挣出身来。他带走的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乡愁，而是一把想要劈开这铁屋子的斧头，一团想要烧毁旧世界的烈火。这种出走，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是一个古老民族在绝境中求变的缩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