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的时候聊到社会发展，我常拿老北京的冬天举例子。鲁迅活着那阵子，一场大雪下来，胡同里能冻死几十个 homeless，慈善机构雇些人把尸首拉到城外埋了，据说就埋在我家现在这片儿。你说就不能让他们不冻死吗？真不能，那会儿慈善堂再心善也没那个能力。搁现在，中国哪个地方下雪冻死一个人，立马成全国头条新闻，地方领导、社区干部、乡镇负责人，一串儿都得被问责，保不齐得摘几顶乌纱帽。为啥？社会兜底能力强了，哪怕是个残疾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咱们也得养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这话我说了好几年，一直挺理直气壮的，直到去年美国政府狠狠抽了我一巴掌。2021年德州那场世纪寒潮，气温跌到零下二十度，整个电网崩了，上百人冻死在家里。最讽刺的是，这些冻死的人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不少是住在郊区有房有贷的中产。政府干啥去了？德州议员 Cruz 跑墨西哥度假去了，州长 Abbott 忙着甩锅，说风能发电不靠谱。我盯着新闻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到一个官员被撤职问责，连象征性道歉都少得可怜。这事儿把我之前的说法击得粉碎——原来"冻死人问责"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是中国特色。 在美国住了段时间才明白，他们那套逻辑跟咱们压根儿不一样。美国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保障，特别是这种极端天气下的生存问题，责任边界模糊得跟浆糊似的。冻死人了，官方说法是"个人应增强风险意识"，"市场调节需要时间"，翻译过来就是：你自己命不好，怪谁？社区、州政府、联邦政府三级踢皮球，最后不了了之。我在芝加哥见过零下三十度的冬天，路边冻死的 homeless 第二天才被清走，媒体报一下，市民叹口气，该干嘛干嘛，没人觉得这是个需要"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 这种反差让我想起一个细节。德州寒潮后，我给学生放对比视频：一边是北京街道干部大雪天挨家挨户送暖气修管道，一边是德州居民在屋里烧家具取暖。有学生当场问我："老师，美国民主不是最重视人权吗？"我愣了一下，这问题戳到了关键。我们对"人权"的理解，跟他们的实践，好像差了一层意思。我们默认政府该对每个人的生命兜底，他们默认个人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哪怕这个"选择"是被冻死。这背后不是简单的谁好谁坏，而是整个政治文化、社会契约的根本差异。 不过话说回来，我原来那套说法也有问题。把"冻死人问责"当作社会进步的标杆，本身就有点简单粗暴。问责容易，解决问题难。去年东北某县城也出了老人冻死的事，确实问责了一串干部，可深层次的原因是供暖公司市场化改革后亏损严重，设备老化没钱修。撤几个官能解决问题吗？能改变供暖公司的账本吗？不见得。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习惯用行政手段解决一切，好像只要压力够大，政策够严，就能包治百病。德州的事让我看到另一种极端——政府责任缩得太小，社会就会失序。但我们的模式里，政府责任无限大，基层干部累得要死，也难免有疏漏。 我还想起在波士顿遇到的一个华人社工。她跟我说，美国冻死 homeless 的问题，不是政府完全不管，是管的方式太分裂。联邦政府拨款，州政府执行，NGO 具体服务，结果钱到不了人，人找不到服务。一个 homeless 要申请过冬庇护所，填的表格比入党申请书还复杂。她帮一个老兵申请，跑了三个月，手续办完，冬天都快过去了。这种"程序正义"消耗了"实质正义"。我们正好反过来，基层社区大妈一个电话，供暖抢修队半小时就到，效率奇高，但背后靠的是人力密集型治理，是不可持续的辛苦。 德州寒潮教会我，别轻易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也别把某个具体做法当成普世价值。冻死人这件事上，美国的冷漠背后有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偏执，我们的问责背后有我们对集体责任的执念。两种模式都有代价：他们付出的是生命，我们付出的是基层干部的头发和 sanity。那个被冻死的德州老人，和那个被我拿来当例子批评的民国乞丐，本质上都暴露了一个问题：当社会无法真正保障最弱者时，无论是靠问责还是靠市场，都只是遮羞布。 现在再讲课，我不会简单说"现在冻死人要问责"了。我会说，那上百个德州人的死，跟民国北京的几十具冻尸，都在拷问一个社会的良心：我们到底认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无条件拯救，还是觉得"活该"二字能解释一切？答案不在官员是否丢官，而在当一个最底层的人喊冷时，系统会不会为他多烧一块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