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那张绥远起义通电上的署名。 他在保定军校出身，抗战期间从旅长升到师长，战后出任国民党第111军军长，手握数万兵力镇守绥远。更早一些，他曾在湖北训练场被蒋介石点名称赞，随后又被调到庐山军官训练团任少将科长，与蒋谈话数小时，自此一路破格提拔。 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知遇之恩”，无论升迁还是私人琐事，几乎都紧扣着蒋介石的影子。 也正因为这层关系，当傅作义在北平走上和平道路、准备推动绥远起义时，刘万春始终摇摆。 他一方面主持会议、签署文件，协助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36军，自己继续坐在军长位置上，另一方面又暗中拖延，拦下傅作义派来的王克俊，劝对方不要在部队公开协议，还纵容部下制造事端，王世鑫遇害案就是其中最极端的一笔。 表面顺从与私底两头下注，从那时起已埋下祸根。 起义通电刊出后，刘万春短暂迎来了“起义军长”的新身份，但他并未切断旧线索。1950年春，华北军区技术侦听连续截获来自第36军驻地的可疑短波信号，呼号和加密方式与香港特务机关高度一致，报文中多次出现他的名字。 不久，一名营级军官外出途中被查出携带香港路线图和外汇券，审讯又牵出多份落款写有“奉刘万春授意”的密电。与此同时，他派心腹李某多次赴港接头，将蒋介石授予的“第9兵团副司令”委任状和密码本藏入皮箱夹层。 在部队内部，旧部鄂友三对改编和整训不满，刘万春向他抛出“等待时机、里应外合”的话头。很快，鄂友三在骑兵第4师掀起叛乱，酿成政委彭志超等17名政工干部遇害的血案。 华北军区的排查以首恶必办为原则，沿着电台、口供和暗杀线索一路追查，目光最终再次锁定第36军军长办公室。 如何处置这位起义功臣，成了摆在中央面前的难题。一旦公开逮捕，可能对起义部队的情绪造成冲击；若听之任之，又等于在新建军队中留下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最终，军区决定以干部整编会议为名，将刘万春调京，在前门车站实施控制，再在招待所搜出委任状、密码本和空白手令，正式拉开审讯序幕。 面对密电、口供和实物，他先是否认，后来在多轮对证中承认曾派人赴港联络，收受经费用于照顾旧部家属，也承认对起义一直持保留态度，希望留一手。 鄂友三、张朴等主谋被判死刑，刘万春则因为绥远起义的客观功劳，迎来不一样的结局。 傅作义、董其武先后写信为其求情，聂荣臻上报后，毛泽东提出不能杀降、不能杀俘，在这种考量下，他被免于一死，改判长期徒刑。 此后二十多年，他先后被关押在西山看守所、抚顺战犯管理所和秦城监狱，不断撰写材料，回顾军旅与起义经过，试图为自己争取一种更温和的评价。 直到特赦政策实施，他才获释回京，被安排在政协系统整理文史资料，每日骑车上下班，远离了曾令他沉浮的军职和风浪。 刘万春的一生，从被蒋介石赞许的“嫡系爱将”，到绥远起义的署名军长，再到长期服刑的战犯，像一条在大时代浪潮中反复折返的曲线。 他曾试图脚踏两条船，既不愿断绝旧日恩情，又不想错过新局中的位置，结果被两股力量同时抛离岸边。 等到他在狱中写下“顺应潮流”的字眼时，或许才真正明白，在那样的年代，犹豫与侥幸，往往要用漫长的后半生来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