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宋时轮开着吉普车，误打误撞闯入国军阵地，被国军一个营包围，谁知国军营长却小声说道：“报告司令员、报告政委，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是受党组织派遣到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行动听司令员、政委指挥，” 一九四八年冬，淮海战役把华东大地搅得天翻地覆。 前线指挥部里，地图铺满了桌面，黄百韬兵团那一大片被红线死死圈住，韩庄那一角却模模糊糊，只留下“有一支国军驻守”的笼统说法。 情报部门拿不出更细的数字和编制，陈毅盯着那块空白，叫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点名要宋时轮去摸清韩庄的虚实，把这枚钉子拔掉，好给围歼黄百韬多添几分胜算。 宋时轮对这种“糊涂情报”很别扭，当晚就带着纵队政委和几名警卫员坐上吉普车往韩庄方向摸。 夜风砸在车窗上，车灯压得很低，土路坑坑洼洼，车子被颠得吱吱作响。 司机不熟那片地形，只能一边看罗盘一边凭经验拐弯，绕着绕着，地图上的判断一点点对不上脚下的路，人还在往前冲，心里已经开始发虚。 突然前方亮起一圈刺眼的灯，紧跟着是一连串拉枪栓的声音。 一个营的国军士兵从黑暗里冒出来，把吉普车围成一堵活墙，枪口一排排压在车身上。 警卫员下意识去摸枪，又立刻停住，这点人想硬闯，只能把命留在原地。宋时轮抬手让大家不要乱动，自己先下车，站进灯光里，只提一个要求，要见营长。 守卫望了他一眼，又扫了扫车里那几个人的穿戴，知道这伙人来头不小，匆匆往帐篷里通报。 帐篷里的油灯点起来，光线晃动着。 营长走进来，把枪往桌上一搁，目光在几张脸上慢慢扫过去。 宋时轮不绕弯，自报姓名职务，说自己是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身边是纵队政委和警卫员，身份都摆在明处，然后把战局捋了一遍：国民党这仗已经翻不过身，黄百韬兵团被围得很紧，韩庄这一营如果肯早做打算，投向人民解放军，就是跟老百姓站在一块，不会吃亏。 屋里一下子静下来，灯芯炸开的轻响都听得见。 营长指节在桌面上点了两下，嘴唇动了动，最后把声音压得很低，只丢出一句话：“宋司令员，别紧张，我是自己人。”这几个字把局面拧了个弯。 营长报出名字，王世江，说自己早在抗日战争时就通过地方关系接触中国共产党，后来秘密入党，受组织安排潜伏在国军部队里，外面是国军营长，实际上多年一直在收集敌情、做官兵工作，等一个能整建制掉头的机会。 抗战时他在前线负伤，被抬到后方医院，看见床位和药全按军衔分：军官轻伤住病房，士兵重伤打地铺，拖一拖，人就没了。 他去向上级提意见，被骂不懂规矩，再闹就要处分，那时就明白，在那支队伍里士兵的命说轻就轻。后来通过地方关系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听说有部队重伤战士先抬下火线，军官不能抢战士的救命药，反复打听后认准了这条路，提出想投奔过去，组织却让他继续留在国军往上爬，多摸敌情。 几年下来，他从小兵熬到营长，在上级眼里成了“可靠老部下”，在地下那条线上，是压在敌营里的杠杆。 淮海战役一打响，他的营被丢到韩庄附近，挡在解放军可能突击的方向上。 黄百韬兵团形势一天紧过一天，补给线乱成一团，士兵嘴上不说，心里都知道风往哪边刮，他本来打算再等等，找机会带着一个营整体掉头，这辆误闯进来的吉普车，把时间生生往前推了一把。 身份说开之后，两边心里都松了口气。 宋时轮嘴上没夸自己，心里清楚这一趟凶险得很，照规矩，纵队司令员和政委不该这样轻身涉险，情报没摸透，地形不熟，就扎进敌营门口，要是碰上另一个营长，吉普车上的几个人很可能就留在那圈灯光底下，十纵的指挥中枢也会在淮海战场上突然缺一块。 那一夜，王世江把全营集合到空地上，月光照着一排排脸，谁都觉得气氛不对。 营长站在队伍前，简单讲了自己在医院地板上熬过来的那段日子，又提到这些年在敌营潜伏、送情报的情况，最后丢出一句话：韩庄这个营，愿意投向人民解放军，从现在起听解放军司令员、政委的指挥。 队伍里先愣了一下，有人把背挺直，有人悄悄抹眼，多年压在心里的那口气，总算有了出口。 天刚泛白，这个营排着队跟在吉普车后头，朝解放军阵地走去。 外围警戒部队望见一队人马，认出最前头车上坐的是自家纵队司令员，又看见队伍里的枪口都朝下，这才放了心，有人笑着嘀咕一句：连人带枪，捎回来一个营。 起义之后，这个营很快投入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王世江对敌军火力和预备队位置心里清楚，关键阵地上顶得很死，让友邻部队少流了不少血，那些年送出去的密报这时都成了看得见的战果。 战后，组织把他潜伏敌营、多年送情报、关键时刻率部起义、战斗中立功这一串事梳理了一遍，认为不能只让他停在营长的位置上，后来任命他为牡丹江军区首席司令员。 从当年躺在医院地板上等药的重伤兵，到一方军区的主官，这条路走得磕磕绊绊，每一步都有血印子。宋时轮回头看这一段，心里一直有根刺，在一些场合谈起淮海战役，总习惯加上一句：要不是王世江同志，怕那时候就已经光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