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湖北周女士移植了自己7岁儿子的肾，最终重获新生，而她的儿子却离开了人世，儿子生前最后一句话：我是妈妈的男子汉，我死后让妈妈替我活着。 2011年秋天的湖北荆州。周璐，一位普通的母亲，被诊断出尿毒症。摆在她面前的路很清晰：要么终生透析，要么换肾。她选择了前者。为什么？不是因为害怕手术，而是因为她是一位母亲。 透析虽然痛苦，但比换肾便宜。她得把钱，把生的希望，留给当时才5岁的儿子陈孝天。这是她作为一个母亲最朴素的决定：用自己的身体，为孩子扛住一片天。 然而仅仅半年后，2012年5月，命运的第二个齿轮毫无征兆地启动了。儿子孝天被确诊为髓母细胞瘤，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儿童脑癌。 母亲要活下去，需要儿子的肾；儿子要活下去，需要战胜癌魔。但死神开的条件是：二选一。 于是，这个家庭被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清晰而绝望。周璐的病情在透析中勉强维持，而小天在经历了手术、放疗后，肿瘤仍在2013年底复发了。医生说，已无法再做手术。 一边是母亲日渐衰弱的身体，一边是儿子不可逆转的凋零。两条原本平行的绝路，在一个尖锐的点上交汇了——那个点，就是器官捐献。 最先提出这个构想的，是奶奶陆元秀。这位经历了儿媳和孙子双重绝症的老人，说出的话像刀割一样：“两个亲人，能救一个也好。”但周璐疯了似的拒绝，她无法想象儿子“不完整”地离开。 母爱在此刻分裂成两种绝对冲突的形式——一种是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活下来”，哪怕是部分地活在自己身体里；另一种是维护孩子生命的“完整”与“尊严”，让他安静地走。 转机，来自于那个7岁的小当事人自己。病痛中的小天，说出了那些不像7岁孩子能说出的话：“妈妈生病了，我要保护她……如果我能早点走，就能早点救妈妈，还能给家里省钱。” 这个孩子或许不懂死亡的意义，但他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家庭困境的核心：爱、责任与沉重的经济现实。正是这份本能，让周璐在经历了43天的地狱煎熬后，最终颤抖着在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了字。 但个人的苦难抉择，一旦进入公共视野，就必须接受现代社会的审视。 2014年3月，武汉同济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和当地媒体，专门为这个案例举行了一场伦理探讨会。这是整个故事中最具现代性、也最冰冷的一环。它必须回答：7岁未成年人的捐献合法吗？程序正义吗？医学上可行吗？ 法律说，可以，但需要所有监护人同意，且必须遵循“自愿、无偿”原则。系统说，可以，我国的器官分配系统有“亲属优先”的序列，小天的肾脏通过系统自动分配给母亲，在规则内天衣无缝。医学说，可以，儿童的肾脏移植到成人体内，会继续生长并承担功能。 2014年4月2日凌晨，陈孝天走了。随后，他的左肾被移植进母亲周璐的身体，右肾救活了一位21岁的武汉女孩，肝脏拯救了一位27岁的青年。三台手术同时进行，一场跨越生死的生命接力，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冷静地完成。 当周璐从麻醉中醒来，她摸向自己的左侧腰部。那里，儿子的一部分正在她的身体里安家，随着血液循环，开始工作。那一刻，她真的将要“替他活着”。 参考信息： 中国文明网|《绝症7岁伢捐肾救母 上演“生命反哺”》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