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在商店买东西时，盯着一个售货员看了一会，发现此人竟是七年前投敌的叛徒任长江。 1952年的武汉，空气里还带着城市复苏特有的那种嘈杂与生机，但在一家国营商店的大理石地面上，一声清脆的“哗啦”巨响，瞬间把时空切开了一个口子，那是算盘珠子砸在地上的声音，对于普通人，这是手滑。 对于柜台外的顾客，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来说，这声音听着像极了当年汉阳造步枪子弹上膛的动静，柜台内外只有一米的距离，但这短短的一米，此刻却折叠了整整七年的光阴，中间塞满了数千具尸体和一张染血的军事地图。 站在柜台里的售货员“老任”此刻正缩成一团，他的恐惧显得极不合常理：做生意的算错了账，顶多赔个笑脸，犯得着全身上下像筛糠一样抖吗，王树声没有动，他的眼神像雷达一样开启了扫描模式。 这位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开国大将，对杀气和恐惧的嗅觉灵敏得可怕，正常的店员听到脚步声会抬头迎客，而眼前这个人，听到军靴踩地的声音，第一反应是把头死死埋进账本里，仿佛那是他的掩体。 王树声像个极有耐心的老猎人，视线越过柜台，锁定了对方的脖颈区域，他在找证据，找几个刻在记忆深处的生物学特征，目光聚焦到了对方的左耳下方，那里趴着一道清晰的旧伤疤。 1943年的反扫荡战场，炮弹片横飞，王树声就在旁边，亲眼看着这块弹片切开了身旁警卫排长的皮肉，除了这道疤，还有脖子后面那颗位置刁钻的黑痣，如果说长得像是一种巧合，那么连伤疤和黑痣的坐标都分毫不差，这就是天意。 为了做最后的“压力测试”王树声突然开口了，他没有用普通话，而是猛地甩出了一句地道的湖北房县方言，这一声乡音，对于隐姓埋名的“老任”来说，不亚于一道惊雷劈在天灵盖上，他本能地猛烈抽搐，手里的算盘彻底拿不住了，再次摔落。 他惊恐地抬起头，那张惨白如纸的脸，终于和王树声记忆中那个人的面孔重合了，这三个字在王树声脑子里炸开时，带出的全是血腥味。 1946年的那个夏天，中原突围前夕，六万大军被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得像铁桶一般，就在生与死的临界点，身为作战参谋的任长江，心理防线崩塌了，他没有选择和战友一起扛，而是选择了背叛。 他趁着夜色溜走，带走的不仅仅是自己这条命，还有突围路线图、行动计划和绝密的电台频率表，这几张薄薄的纸，在随后的几天里变成了绞肉机，因为底牌尽失，刘昌毅旅在苍苔镇一头撞进了国民党精心布置的口袋阵，那根本不能叫战斗，那是单方面的屠杀。 因为没有准备，伤员们连绷带都没有，只能撕下军装裹伤，鲜血把荒野染成了刺眼的红，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那个为了金条和承诺，出卖灵魂的任长江，而在1952年的这家商店里，王树声的手按在柜台上，指节发白。 但他没有拔枪，在大庭广众之下处决一个叛徒太便宜他了，也会惊扰到周围买东西的百姓，将军转身走了，步伐稳健，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这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仅仅半小时后，一队公安干警无声地包围了商店。 当大檐帽出现在门口时，那个还在试图捡起算盘珠子的“老任”，瞬间瘫软如泥，审讯室里的灯光打在任长江脸上时，他那条“贬值曲线”显得格外讽刺。 1946年，他以为手里的情报是通向高官厚禄的门票，可国民党拿到情报榨干价值后，他立刻成了弃子，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连一张船票都没给他，只扔给他一张废纸般的遣散证，他机关算尽，最后只落得个隐姓埋名、在柜台后听着脚步声发抖的下场。 1953年，任长江被押回原籍房县公审，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家乡父老的怒火和法律的审判，枪决的结局，在他1946年跨出营地的那一步时就已经注定，当处决报告送到王树声案头时，这位见惯了生死的将军，提笔批示了六个字：“法律办他，省钱”。 这六个字，力透纸背，这不是吝啬，这是一种极度的蔑视，在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眼里，叛徒的脏血不配弄脏他的枪，甚至不值得国家专门为此消耗一颗非法律程序的子弹，让法律按流程清理这种工业垃圾，是成本最低、也是最体面的方式。 那个晚上的王家餐桌上，气氛有些特别，桌子中央多放了一副空碗筷，王树声把满满一杯酒推到了那个空位前，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筷子，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杯酒，这顿饭不是为了庆祝抓到了叛徒，而是为了那场迟到了七年的祭奠。 那杯酒，是敬给1946年苍苔镇那些没能突围、倒在血泊中的年轻战友们的。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王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