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在南方一座小城打工，兜里总揣着块廉价电子表，坏了就去街角的修表摊，摊主是个独眼老头，从来不肯收我的钱。
那时候我年纪小，刚出来闯，浑身透着青涩，老头见我第一眼，就喊我学生娃。
他的修表摊很简陋，一块破旧的木板，摆着螺丝刀、镊子，还有一堆各式各样的旧手表，他左眼看不见，只用右眼盯着表盘，手指粗糙却灵活得很。
我的电子表便宜，毛病也多，要么不走了，要么时间不准，每次拿去，他都接过表，眯着右眼，慢悠悠地摆弄，不一会儿就能修好。
我递钱给他，他总摆摆手，声音沙哑：“学生娃，时间比钱金贵，好好看时间，别耽误事。”
有时候修表要等一会儿，他就会泡一杯茶给我，杯子是掉了瓷的搪瓷杯，茶水里永远放两块糖，甜得发腻。
我跟他抱怨过，打工日子太苦，吃什么都没味道，他就记在了心里，往后每次泡茶，都不忘多放两块糖，说苦日子吃够了，甜一点好。
后来我攒够了钱，回老家复读，走的那天很急，忘了去跟他说一声，那块修好了的电子表，也落在了他的摊子上。
这一走走了十年，我再也没回过那座南方小城，也渐渐忘了那个独眼修表老头。
十年后，我回老家办事，路过一条老巷，看见一间废弃的钟表店，橱窗里的灯还亮着，里面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他，那个独眼老头。
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还是只用一只右眼，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手表。橱窗里没有多少新表，只有一个空玻璃柜，里面孤零零摆着一块电子表——正是我当年落下的那块，表带都裂了，却擦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
我走进店里，他听见动静，抬起头看我，眼神有些茫然，想来是不认识我了。
我试着跟他说话，他却只是摇摇头，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我的嘴唇，原来他耳朵聋了，只能靠看别人的嘴唇分辨话语。
我俯身看他的柜台，柜底压着一张纸，是我当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边角都磨破了，却平整得很。
他起身给我泡了一杯茶，还是那个掉了瓷的搪瓷杯，还是放了两块糖，甜意顺着喉咙滑下去，和十年前一模一样。
他看着我，嘴里喃喃着，我盯着他的嘴唇，看清了那几个字：学生娃，你来了。
我没告诉他，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穷学生，如今年薪百万，再也不用戴廉价电子表。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都会绕路去他的店里，坐十分钟，不说话，就看着他修别人的表。
他始终以为，我还是那个当年在南方小城打工、连一块修表钱都掏不起的穷学生，依旧每次都给我泡一杯放两块糖的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