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就托人给她带信，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原配却说：“我不去，你也不要回来！” 1949年的南京，刚刚解放的城市还在欢腾与动荡中交替喘息，空气里满是新旧交替的味道，时任南京市长的刘伯承，终于在一个稍微喘口气的间隙，托人往四川老家带去了一封口信，送信人的脚程很快，带着市长的承诺敲开了四川张家坝那扇斑驳的木门。 承诺的内容实在太诱人了：接你去南京，住洋楼，吃细粮，后半辈子不用再受苦，那是真正的享福，屋里的光线很暗，程宜芝满头的白发在煤油灯下有些刺眼，面对这迟到了几乎半个世纪的“补偿”这位农妇没有喜极而泣，也没有怨恨发泄。 她只是沉默了半晌，然后给出了一个让送信人措手不及的回答：“我不去，你也不要回来”这不是一句赌气的话，也不是所谓的“深明大义”四个字就能概括的。 1905年，当时程宜芝11岁，刘伯承13岁，两个还没长开的孩子被大人按头定下了娃娃亲，受了新学影响的刘伯承一万个不愿意，相亲时故意把自己搞得邋里邋遢，甚至拖着鼻涕扮丑，想把这门亲事搅黄了。 可11岁的程宜芝那时候就展现出了一种惊人的洞察力，她没被表象吓跑，硬是看穿了这个少年骨子里的不凡，点头应下了这门婚事。 1910年完婚，1912年生子，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家庭中的一个，但辛亥革命的炮声响了，刘伯承剪了辫子，那是1911年，他要去救国，要去当英雄，英雄的路是向上的，是星辰大海，而留给程宜芝的路，是向下的，是泥泞深渊。 这四十五年，这对夫妻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平行宇宙里，刘伯承在外面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神”他的手是指向地图和战场的，而程宜芝在老家，她的手是用来代替牛马的，家里没耕牛，她就自己拉着犁耙下地，冬天手背冻裂发紫，夏天被汗水泡得发白。 夜里点着煤油灯纺线，棉线把手指勒出一道道血痕，结了痂又磨破，她用一个女人的肉身，硬生生填补了丈夫离家后留下的巨大黑洞，赡养公婆，抚育幼子，最要命的打击，其实不是贫穷，而是来自血缘的背叛，这是程宜芝生命里最痛的一块烂疮。 儿子刘俊泰，因为父亲长期缺位和家人的溺爱，长歪了，他染上了大烟瘾，败光了家底。 1927年，刘伯承在上海避难时曾试图管教这个15岁的儿子，结果换来的是背叛，刘俊泰向巡捕房告发了自己的亲爹。 1927年，在白色恐怖下，这简直是把父亲往死里推，消息传回四川，程宜芝当场吐血，这是怎样的绝望，她拼命守护的刘家香火，差点亲手掐灭了刘家的希望，可即使这样，母亲的枷锁依然套在她脖子上。 她还得砸锅卖铁，为这个试图弑父的逆子还债、娶媳妇，这种伦理上的撕裂感，恐怕比肉体上的劳作更让她直不起腰，与此同时，刘伯承在长征途中的甘南，遇到了他灵魂的伴侣汪荣华。 1936年的中秋，几个月饼就是婚礼，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语言，那是一个程宜芝完全无法触及的世界，所以当1949年那个送信人站在她面前时，程宜芝心里跟明镜似的，她拒绝去南京，理由有三个层次，层层递进，通透得让人心疼。 第一层是现实，她知道丈夫已经有了汪荣华，有了新家，自己一个裹小脚的乡下老太婆跑过去，算怎么回事，让丈夫尴尬，让汪荣华难堪，让自己无地自容，与其三个人都痛苦，不如一个人清净。 第二层是体面，她对送信人说：“政府认我是红军家属，每月发五斗米，够吃够穿了”五斗米，这就是她给自己划定的界限，她把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绝不因为自己的私事，让当市长的丈夫分心，更不给国家添乱，第三层或许也是最隐秘的一层，是成全。 1957年，程宜芝在老家病逝，享年63岁，至死她都没再见过刘伯承一面，她临终时手里攥着的，是当年求来的一副对联残片，边角都被磨得发亮，这不仅是思念的信物，更是她一生的注脚。 信息来源：刘伯承：意志如钢的“军神”.--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