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曾任邓小平警卫员的马林准备结婚，可未来岳母却提出要马林拿出百万聘金，随后，事情的发展开始脱离他的预料。 1992年的上海虹桥路，黑色公爵王车头凹进一大块，围观的居民越聚越多。车旁那位慌得快要哭出来的台湾女孩赖敏英，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场事故，会把自己和一个安徽农村退伍兵马林的一生绑在一起。 灰色夹克的马林挤进人群，看一眼车，再看一眼人，比起那块凹痕，更在意眼前姑娘的无助。多年前，17岁的安徽少年在严酷选拔里进入中央警卫团，站在邓小平身边做“看不见的盾牌”，遇事不乱、先稳住别人的本事，在那时就烙进骨子里。 从上海街头到交警大队，马林一路替赖敏英出主意，解释流程，用最朴素的几句话，把一个刚到大陆不久、满脑子“要坐牢”的台商千金，从恐慌边缘拉回来。 真正拉近距離的，却是一顿略显尴尬的肯德基。赖敏英约在扬子江大酒店道谢，马林以为是正式场合，还叫上朋友换了衬衫。 结果刚在门口见面，赖敏英一拍脑袋，改口说想吃中山公园那家肯德基。那顿55块的快餐，在马林当时的工资里要抵上两天收入，却吃出了两人后面所有故事的起点。 此后几年，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出现同一幅画面。南京路上，马林顶着风骑车满街找回赖敏英丢掉的钱包；郊区出租屋里，烧到迷糊的马林醒来，看见赖敏英拉着医生急匆匆赶来，额头上的毛巾一遍遍换。 一个是台商家的女儿，一个是从首长身边退下来的兵哥哥，身份天差地别，可在混杂着汽油味与烟火气的上海生活里，两份人生慢慢贴近。 真正的鸿沟出现在家长见面的饭桌上。1996年的某天，赖家父母从台湾飞来，订婚宴上气氛本来还算和气，赖母放下筷子，说了句“按照我们那边的规矩，聘金要100万”。那一年，对大多数内地家庭来说，这还是一个仿佛只能在报纸财经版出现的数字。 马林父母一辈子做知识分子，连茶杯都不知该往哪放。马林心里也打鼓，却没有当场拍桌，也没有逞强表态。 饭局散去后，马林一个人关在房里，从白天坐到夜里，最后挑了最笨拙的办法，用一封信把家底、焦虑与决心写得一清二楚。 几天后，赖父约他单独见面，把话摊开。豪门嫁女怕的不是对方穷，而是怕男方在差距面前不是自卑到扭曲，就是贪念压过真心。一百万更像一块试金石，看的不是数字，而是态度。 另一边，赖敏英也受着考验。公爵王、饭店、肯德基，从小到大的生活，让赖敏英很少为钱发愁。 可和马林在一起，等于要走进另一种人生，房子不一定宽敞，出门未必都是车接车送，甚至连钱包丢了都得靠对方骑车满街找。愿不愿意为这样一段感情，主动离开舒适圈，是摆在赖敏英面前的选择。 最后的结果，是马林用九万块走完程序。红盘里一沓一沓现金端到面前，既是对赖家的尊重，也是对这段感情的承诺。直到当天晚上，这笔钱又被赖敏英原样塞回，成了小两口在上海打拼的启动资金。书面上的鸿沟，就这样在一进一出的动作里被抹平。 1997年11月18日，西郊宾馆灯光亮起。这家曾经接待过外国元首，也承载过马林当兵执行任务记忆的地方，又见证了另一种“护卫”。那天，中山装代替了军装，敬的不是首长，而是新娘与岳父岳母。 婚后，差异并没有凭空消失。台商千金的习惯与安徽儿子的节奏，对上海生活的期待与对节省的坚持，一次次碰撞，小矛盾也总少不了。可每次争执退一步，想起虹桥路边那句“别怕，有我在”，以及订婚宴后一封信里那些掏心窝子的话，很多结都慢慢化开。 回头看，这段跨海峡、跨阶层的婚姻最特别的地方，并不在于公爵王有多气派，也不在于曾经站在中南海门口的履历，而是在一场车祸、一顿快餐和一笔聘金里，两个人以及两个家庭都愿意拿出真心，把“条件”变成过程，把“差距”当成题目，而不是判决书。 一百万可以是砸死人的数字，也可以是一场用来互相看清的测试。最终写进人生里的，只剩九万块的红盘、一场不算豪华却真诚的婚礼，还有两个在上海街头并肩走路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