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张艺谋在地摊上看到一部小说，买回家读完后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给葛优打电话：我有个好剧本，你赶紧过来，说不定能捧个影帝回来。 你听听这话！敢这么打包票的，也就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浑身是胆的张艺谋了。那部让他失眠的小说，是余华的《活着》。地摊文学里淘出个日后震动世界的杰作，这事儿本身就够传奇。 但更关键的是，张艺谋读完，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人，不是当时正火的那些“标准男主角”，而是葛优。这事儿，现在回头看，简直是神之一手。 那时的葛优是什么状态？顶着个光头，演了一串喜剧和小人物，冯小刚的《编辑部的故事》刚让他家喻户晓，但离“影帝”的庄严形象，观众觉得还远着呢。张艺谋这个电话，等于把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直接摁在了历史的主演席上。 据说葛优接到电话也懵，心想老谋子是不是拍《红高粱》把劲儿使大了，跟我开玩笑呢？但他还是去了。见了面，张艺谋没那么多虚的，就把小说塞给他，眼神里的急切藏不住。 等葛优自己也读完，明白了，福贵这个角色，从少年混账到暮年沧桑，横跨几十年，笑中带泪，泪里含血，太难演，也太勾人了。张艺谋看中的，恰恰是葛优那张“平凡”脸孔下，能渗透出命运感的独特气质，那种“一本正经的幽默”背后，藏着巨大悲悯的可能。 拍《活着》的过程，对谁都是一种折磨。张艺谋要把一个家族的史诗塞进两小时的胶片，大刀阔斧地改编，压力山大。 葛优呢？他要彻底褪去“李东宝”的油滑，钻进福贵的皮囊里，体会他从输光家产到送走一个个亲人的钝痛。那不是嚎啕大哭的戏，更多的是沉默，是眼神里的光一点点熄灭，是肩背一点点佝偻下去。 有一场戏，福贵得知儿子有庆死了，他先是怔住，然后慢慢地、机械地走到墙边，开始一下下用头撞墙。葛优那几下撞，没用什么夸张的力气，但那份父亲绝望下的自我惩罚，看得人心里发颤。他不是在“演”悲伤，他是让悲伤从骨头缝里渗出来。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电影《活着》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映，但在戛纳电影节上，它大放异彩。葛优真的凭着福贵这个角色，捧回了中国首位戛纳影帝的桂冠。 张艺谋电话里那句听着像“忽悠”的话，竟然一语成谶。这不仅仅是运气，这是一个顶级导演对演员潜力的精准爆破，也是一个好演员抓住命运绳索的全力一跃。那个年代的创作，有种纯粹的冲动和信任，导演敢赌，演员敢拼，一切为作品让路。 如今再回味，《活着》的成功难以复制。它诞生在华语电影最具探索勇气的年代，也碰上了张艺谋创作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更遇到了恰好处在演技蜕变关口的葛优。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这部电影本身，更是那种为了一部好戏，可以不顾一切、倾尽所有的创作赤诚。反观现在，资本计算、流量博弈常常跑在了故事前面，还有哪个导演会为地摊上的一本小说失眠？还敢打电话对一个“喜剧咖”说“能让你当影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