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4日，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在天津被执行死刑，行刑那天，朱家没有一个

1983年9月24日，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在天津被执行死刑，行刑那天，朱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求情，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案子从头翻起是在1982年10月，公安部门接到群众举报，说天津铁路系统某技术人员以家庭舞会为名，诱骗年轻女性聚会，实际背后涉及多起恶性侵害行为。 这个“技术人员”就是朱国华，朱德元帅最小的孙子。1980年夏天，他从大学毕业，顶替已故父亲朱琦的名额，进入了天津铁路局工作。在同事眼里，他起初是个“朴实的小伙子”，话不多，甚至有点内向，喜欢在家画画、做木工活。他长得精神，溜冰技术好，还会自己裁剪衣服，在单位里人缘不错。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青年，背后却藏着截然不同的面目。 他住在天津睦南道一栋小楼里，那地方渐渐成了当地人口中的“淫窟”。朱国华和他的朋友们，利用自己是高干子弟的身份光环，举办家庭舞会，播放“靡靡之音”和黄色录像，吸引年轻女性前来。 他们玩一种极其下流的“打牌脱衣”游戏，女孩输了就被迫脱衣服，直至被侵犯。更恶劣的是，他们还以帮忙调动工作、揭露隐私等手段进行胁迫，有时甚至直接使用暴力。朱国华等人还将自己侵害过的女性信息互相“转让”，导致受害者反复遭受伤害。 纸终究包不住火。1982年10月，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立案侦查。随着调查深入，一桩桩罪行浮出水面。根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后来发布的公开信，朱国华被认定为“流氓团伙的主犯”。法院认定，他使用暴力手段强奸了8名女青年，另有4次强奸未遂；此外，还玩弄、摧残了7名女青年，猥亵6人。其犯罪行径之恶劣，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朱国华被捕时，正值一场席卷全国的“严打”风暴拉开序幕。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治安面临严峻挑战，中央决定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相关决定，对刑法做出了重要修改，流氓罪等罪行的最高刑可判至死刑。朱国华的案件，恰好撞在了这个历史节点上。 案件审判速度极快。1983年9月18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朱国华死刑。他提出上诉，声称自己只是“搞对象”、“交朋友”，甚至认为自己无罪。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在9月21日就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从一审到二审，只用了三天。 判决一出，社会舆论哗然。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朱家，尤其是朱德的夫人、朱国华的奶奶康克清。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人说邓颖超同志去天津是为了说情，也有人说中央领导找康克清做了工作。面对满城风雨，这位经历过长征的革命家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觉悟和原则。 她心如刀绞，但态度无比明确。她从未介入案件，也没有向任何部门求情。当有人问她是否在判决书上签字时，她悲愤而坚定地回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用签字吗？” 她强忍悲痛，反过来安慰朱国华的母亲赵力平，要她面对现实，吸取教训。 据说，朱德元帅生前就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 康克清严格恪守了这一家风。 1983年9月24日上午，朱国华与其他一批罪犯被押赴刑场。他身穿旧灰衬衫，双手反绑，面色苍白，目光空洞。随着枪声响起，这位25岁的前高干子弟，生命画上了句号。 朱国华伏法后，关于其量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是否过重的讨论，并未完全停息。他的母亲赵力平在后来的采访中也流露出复杂的情绪。此案如同一个时代的切片，让我们看到了很多。 它首先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无论出身如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康克清那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力重千钧，彰显了真正的革命家风，不是特权，而是更严格的自律和责任。其次，它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严打”以雷霆手段整肃了社会治安，其历史作用和复杂性，至今仍是法律史学界讨论的话题。 朱国华的罪行固然严重，但其审理速度之快，也与当时“从重从快”的司法政策密不可分。最后，它是一场深刻的家庭悲剧。它提醒所有家庭，尤其是干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约束何等重要。一旦放松，所谓“光环”就会变成腐蚀品，害人害己。 朱国华案已过去多年，但它留下的关于法治、平等、家风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依然值得后人反复品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信源参考： 央视新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