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要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说要上个厕所，但谁也没有料到，此去竟然不复返，他用一块木板逃生了。 一块木板，三米高墙，外头是飘摇的雨夜和迫近的黎明，里头是必死的结局。这就是1949年4月11日深夜，摆在范纪曼面前的全部选择。这位国民党国防部驻沪少将专员，其实是已经潜伏了十九年的中共特工。几天后，百万雄师就要过大江，可他却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监狱的死亡名单上，他的名字被画上了刺目的红圈。 这一切败露，源于一本要命的笔记本。一个月前，地下联络员沈寒涛被捕，特务从他家中搜出的本子上，指向了范纪曼。被捕时，特务们心里直打鼓，毕竟眼前是位堂堂少将。范纪曼却出奇平静，整了整军装，在车上还能和押送的人谈笑风生。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在审讯室里。 辣椒水、老虎凳、电刑……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范纪曼早年参加过北伐，在汀泗桥战役中真刀真枪拼过命、负过伤，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他咬死一句话：“我是国防部少将，你们这是政治陷害！” 这种反客为主的强硬，反而让特务们犹豫了。他们一边想除掉他，一边又怕万一杀错了将军，上头怪罪下来。正是这份犹豫，给范纪曼换来了一线生机。 死刑判决还是下来了，定在4月12日执行。最后的夜晚，大雨滂沱，雷声掩盖了许多细微的声响。范纪曼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懂些医术，把自己憋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在牢房里痛苦呻吟。看守是个老兵油子，被这鬼天气和鬼哭狼嚎弄得心烦意乱，心想反正这人明天一早就要吃枪子，别死在牢里给自己添麻烦，便骂骂咧咧地挥挥手：“去厕所，早去早回！” “早去早回”这四个字，在那一刻听起来像句荒诞的玩笑，却也像一道微弱的赦令。范纪曼等的就是这一刻。他早就观察好了，牢房西边的围墙年久失修，上面的电网早成了摆设，墙外是一片荒芜的菜地。更重要的是，他盯上了牢房里一块厚重的旧床板。 在雷声和雨声的掩护下，他把这块死沉的木板拖到墙角，斜搭在墙体一个凹陷处。雨水让一切都湿滑不堪。他深吸一口气，那条在革命战争中受过伤的腿此刻必须支撑起全部的重量。 助跑，踏板，起跳，双手猛地扒住湿漉漉的墙头——这一连串动作，靠的是早年黄埔军校历练出的底子，更是在无数次虎口脱险中淬炼出的求生本能。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翻上墙头，回头看了一眼黑暗中的监狱，然后纵身一跃，彻底消失在1949年上海黎明前最深的雨夜里。 第二天清晨，行刑队打开牢门，面对空荡荡的囚室，监狱长气得掀了桌子。全城搜捕随即展开，但为时已晚。那位有意或无意放他走的狱警，最终没能逃脱牵连，不幸丧生，这成了范纪曼余生难以释怀的痛。 范纪曼的脱险，并非孤立的运气。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在悬崖边上行走的传奇。他1906年生于四川，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与后来的开国大将罗瑞卿是同窗，次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因组织遭破坏不幸失去了联系，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党外”潜伏生涯。 他真正的武器不是枪，而是过人的才智与语言天赋。他精通多国语言，在北平利用为国民党机关翻译文件的机会，获取了大量外交和军事情报送给党组织。1938年，他提前获知日军将突袭苏联张鼓峰的绝密情报，连日军炮兵旅团和陆军师团的布防细节都一清二楚。情报送出仅一天，日苏战争爆发，苏联空军精确炸毁了日军阵地。这份情报的价值，甚至可能影响了苏德战场的兵力调配。 胆大心细，是他另一个标签。1945年日本刚投降，他竟敢冒充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范高参”，身穿少将军服，大摇大摆闯进上海提篮桥监狱，硬是把被日军关押的东北抗联重要干部杨树田（杨靖宇将军的弟弟）给“提”了出来。这番操作，堪称情报史上的经典营救案例。 凭借卓越的能力和同学的引荐，他最终真的打入了国民党国防部，官至少将专员。这个位置让他能接触到最高级别的国际情报，连后来权倾一时的毛人凤，在当时的层级上也曾是他的“下属”。他在这把危险的“交椅”上，为我党传递了无数影响战局的关键信息。 上海解放后，这位曾经的“少将”没有留在情报系统担任要职，而是选择褪去所有光环，穿上朴素的衣裳，走进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成为一位讲授西洋戏剧史的教授。课堂上，他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和蔼的老头，曾在那个雨夜用一块木板，翻越了生死的高墙。 直到1984年，他早年的党籍才被组织正式确认，这位孤胆一生的老战士，终于回归了最初的队伍。1990年，范纪曼在上海安然离世。 回顾他的一生，那块助他逃生的木板，就像一个命运的隐喻。它简陋、脆弱，却是绝境中唯一的支点。它托起的，不仅是一个特工的生命，更是一种信仰的重量——在最深的黑暗里，智慧、勇气与对光明的笃信，终能撬开一道生门，通向崭新的黎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信源参考： 临汾市人民政府《范纪曼：一位“党外”红色特工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