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聪很可能不会再回国，这并不是因为他欠了20亿，也不是因为王健林卖掉了48座万达，而是因为王健林已经无法继续保证他以后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为何这样说，我们不妨把目光从那位一度叱咤风云的前首富身上稍稍移开，聚焦在他曾经最核心的资产——那遍布全国的万达广场上。你会发现，这些庞然大物的所有权，正在一点点从王健林的口袋里流走的。 很多人把2024年5月那笔交易——一次性打包出售48座万达广场给太盟等财团——视为王健林的“滑铁卢”。这看对了结果，却看错了过程。真正的病症，早在万达商业2016年从港股私有化退市那一刻，就已经确诊了。 当时，为了从公开市场“回家”，王健林引入了一批外部投资者，并签下了一份对赌协议：承诺在一定期限内重组并重新上市。 这份协议，就像一副镶嵌着宝石的镣铐。宝石是当时滚滚而来的投资，镣铐则是悬在头顶的、高达数百亿的回购之剑。王健林自信能赢，他赌的是A股的通道和自己的速度。 然而，商业世界的残酷就在于，它从不理会个人的自信。接下来的故事，是一场漫长的“闯关”失败史。珠海万达商管，这个为上市而打造的纯轻资产平台，连续四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又四次铩羽而归。每一次被拒，都像是把镣铐又收紧了一环。 市场的疑虑很明确：你这个庞然大物，到底还“重”不“重”？你的模式，到底能不能真正离开“卖房子”的老路？这道题，王健林没能给出让考官满意的答案。于是，对赌的倒计时滴答作响，最终在2023年底震耳欲聋——上市失败，回购触发。 为了应对这天文数字般的回购压力，2023年12月，王健林坐到了谈判桌的另一边。这一次，他不是主导者。与太盟投资集团等新投资人的协议，是一份“救生”合同，代价是核心控制权。 协议白纸黑字：太盟等联合体持股60%，大连万达商管持股40%。王健林失去了对核心运营平台的绝对控股权。不是他主动“卖”了万达，而是在资本的游戏规则里，他手里的筹码，已经不够继续坐在庄家的位置上了。 那么，那48座广场的出售又是什么？那是救生之后，必须持续的“输血”。失去珠海万达商管的控股权，只是解决了眼前的债务冰山，但万达这艘大船庞大的船身还需要更多的现金来维护。出售自持的重资产物业，就成了最直接、最快速的现金来源。 这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收缩，是“轻资产”口号下迫不得已的断腕求生。从2023年到2025年，累计超过80座万达广场被摆上货架。那个曾经立志要“让万达广场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王健林，亲手拆解着自己的帝国版图。 所以，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会看到一个清晰的“输掉”路径：第一步，是战略抉择埋下雷（港股退市+对赌上市）；第二步，是模式困境引爆雷（上市反复失败）；第三步，是资本反噬让渡权（失去平台控股权）；第四步，是资产剥离换生存（出售广场回血）。 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连锁反应，每一步都走得合乎商业逻辑，但每一步，也都让王健林距离那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万达物业帝国”更远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曾经并肩的“伙伴”们，角色也颇为微妙。腾讯、京东、碧桂园……他们曾是2018年那场“世纪交易”中驰援万达的战略投资者，被看作白衣骑士。但商业世界里没有永恒的情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当万达自身的流动性出现严重问题，这些昔日的战友，在最新的联合收购体里，更多是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出现，目的是抄底优质资产，而非拯救王健林的事业。他们的资本，从“助力”变成了“置换”，最终，用真金白银，换走了万达最实在的砖瓦。 回过头看，王健林不是没有预警。他早在2017年就开启了那场著名的“世纪大甩卖”，将文旅和酒店资产打包卖给融创和富力，喊出了“轻资产”转型的口号。可惜，那次转型更像是一次战术撤退，而非触及根本的战略重塑。 帝国的惯性太大，重资产的诱惑也太强。真正的“轻”，是要彻底告别对物业所有权的依赖，这无异于一次商业基因的重组，其痛苦远超想象。 王健林在“轻”与“重”之间摇摆、挣扎，直到对赌的时钟走到尽头，资本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才被迫完成了这最彻底、也最疼痛的一“轻”——让渡所有权。 参考信息： 新京报|《王健林“限高”又解限背后：万达流动性困境下的破局挑战》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