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寒冬，刺刀与沸水成为终极考验。面对怀中幼子将被投入滚烫的威胁，张立的选择是——扑上去。她未能救下孩子，却在生命最后一刻，用牙齿撕碎了施暴者的耳朵。 事情发生前的几个月，张立刚失去了丈夫。张立的丈夫原是山东阳谷县村民武装的一名民兵，在1943年“十八秋鲁西作战”期间，为了掩护乡亲从南岸转移，被驻扎在聊城的日本陆军第59师团士兵用机枪扫射，当场牺牲。 尸体是在洪水退去后被人从淤泥里挖出来的，满身是血，脸都认不清了。张立听说的当天，抱着两岁的孩子跪在岸边整整一夜没动。 卫河的洪水不是天灾，是日军炸堤制造的。他们打着“防疫净化”的幌子，在河里投放霍乱菌，并阻断了鲁西南群众的主要饮水渠道。 据《山东抗日战争志》记载，24个县同时爆发疫情，尤其以聊城、茌平、莘县为重灾区。张立一家住在阳谷县西南，正处疫区中心。房子没了，村里大半人不是死于洪水，就是病死在半路。 张立拉着孩子逃进了临近的马家荡。她的双手在冰水中洗出裂口，只能把孩子藏进干草堆，一点点喂着炒面度日。她以为，只要不出去，就不会再有人死。 可那天清晨，一支十几人的日军小分队闯进了芦苇荡。他们背着写有“卫生防疫”字样的铜壶，随行的还有两个伪军翻译。据后来的目击者回忆，那批人就是731部队与第59师团协作的散播人员，他们的铜壶里装的，是混着细菌的毒水。 “告诉八路军藏哪儿，不说就把娃煮了。”伪军翻译把日军的威胁讲得特别慢，像是怕张立听不懂。张立没动，只是低头看了眼孩子。 孩子才两岁多，脸上还有冻疮，嘴里咬着干草根，哼哼唧唧地哭。 她不是没听过别人的遭遇。一个月前，村东头王大娘家五口因为出现呕吐，被日军当作“霍乱源头”锁进屋里点了火。 张立亲眼看见王大娘拉着小孙子的手往外爬，结果被推了回去。还有她十五岁的侄女，进城买药被抓走，三天后尸体扔在了村口河沟，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张立心里明白，今天不管怎么说，孩子和她都活不了。 但张立还是咬着牙扑了上去。那一刹那，她没喊，也没哭，只是撞翻了铁锅，把孩子往后推了出去，自己却抱住了领头那兵的脖子，用尽最后力气，咬下那只耳朵。 她没松口，哪怕刺刀穿透了她的后背，哪怕血顺着下巴往下滴，她也死死咬着。 “人不能做畜生，但也不能被畜生当人对。”这是她丈夫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张立死时，嘴角还挂着那片沾血的耳朵皮。她没能看到孩子是否被救走，但村民后来在深处找到了孩子，被冻得奄奄一息，命却保住了。 张立的事一开始没人敢说，是村里一个老汉悄悄埋了她，后来扫荡过去，有人向八路军报告，这才有了记录。 根据战后公布的731部队文件，第59师团在1943年确实接受过细菌投放训练，并在卫河流域实施了霍乱菌实验。张立所见的“铜壶”，就是731部队专用器具之一，日军当时在山东开展的正是所谓“细菌战实战演练”。 有人说张立没名字没地位，死了也白死。可那颗牙咬下去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她不是白死的。 “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死，能叫你们活得像个人。” 这不是口号，是张立用命换来的沉默遗书。如今再翻那段史料，有名字的烈士成千上万，但像张立这样的无名人，才是支撑这段抗战史最沉重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