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韦杰病逝，妻子主动将他名下豪车交还成都军区，军区很为难地回答道：这个档次的车子交了，现在军区谁也没资格坐，不如家里留着用！ 郭毅没有犹豫。郭毅把车钥匙放在办公桌上，只说了一句，韦杰生前反复讲过，公家的东西不能留在家里。那辆奔驰250并不是战利品，也不是特权象征，而是当年编制调整中按级别配属的公务用车。 1985年百万裁军以后，中央军委多次强调整顿作风，减少铺张浪费。郭毅清楚，韦杰的态度，与那个背景分不开。 韦杰晚年的身体已明显走下坡路。1987年初，北京医院确诊中期肺癌，需要长期抽取胸腔积液治疗。家人担心影响情绪，只说是重感冒。 可韦杰并不糊涂。 韦杰躺在病床上，还在翻阅关于西南边防建设的材料。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时，成都军区承担西南方向的战略协调与保障职责。 战后几年，边防整训任务繁重，物资紧张。韦杰参与过战备组织与部队整编，那段经历让韦杰对资源格外敏感。 1980年前后，韦杰本可使用红旗轿车。那时不少高级干部仍按惯例配红旗。韦杰却换成伏尔加，并公开解释红旗耗油大，要节约燃料。 石油进口压力摆在那儿，这不是口号。1979年之后，国家石油供应紧张，节约倡议覆盖各系统。成都军区机关里有人不理解，觉得一辆车而已，何必计较。 韦杰没有多讲道理，只在出车登记本上写明用途和里程。 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强调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一年，韦杰回广西调研。地方安排接待规格不低，韦杰一一谢绝，改为走村入户看土壤和水源。 广西当时贫困面仍较大，山区农业基础薄弱。韦杰把在军区工作形成的制度思维带到基层，记录种植结构、灌溉条件，还给军区写报告建议支援农机。 同行干部后来回忆，韦杰不愿被前呼后拥，晚上常住在乡镇招待所。 百万裁军启动后，军队进入精简整编阶段。1985年6月邓小平宣布裁军100万，军内强调纪律与效率。成都军区随即压缩编制、整顿经费。 韦杰去世后，郭毅退还北京官邸，选择住小一些的房子。军区有人劝说，郭毅坚持原意。 成都军区关于车辆归属问题的回复并非推辞，而是出于级别审核。当时奔驰250属于少量配车，不在普通机关干部使用范围。军区表示可以暂留，郭毅仍把手续办完。 车归档时，有人评价这件事“太认真”。郭毅没有回应。 如果从时间线看，韦杰经历了对越作战后的整训阶段、改革初期的农村调研、百万裁军与军队纪律强化，再到去世前的制度执行。 郭毅后来谈起那天在军区办公楼的情景，说办公室很安静。郭毅把钥匙放下时，想到的不只是丈夫，而是几十年军旅生活形成的规矩。 公私之间那条线，看不见，却不能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