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因为掩护队友突围，便衣队队长师富昌被30多名日军包围。在这紧要关头师富昌捡起地上的土旮旯砸向日军，没想到日军全部被吓得匍匐在地上。 敌人卧倒的瞬间，师富昌已转身借着田埂滑进一片芦苇荡。子弹从头顶掠过，擦破胳膊，血流下来。他没有停，嘴里咬住布条，一边包扎伤口，一边往村东跑。他清楚，只有拉开距离，才能再拉回主动权。 三天前，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接到命令，要将三名重伤干部送往安国后方医院。任务本由主力小队执行，但因道路封锁临时改由师富昌带队。 他熟悉蠡县至高阳一带的沟渠地形，靠一张民兵画的手绘图，领着人从暗渠走了一夜。返回途中，刚走出地道口就碰上日军巡逻队，伤员已转移，他选择把火力引开。 这不是他第一次独自断后。1937年蠡县沦陷时，他扛着祖传猎枪加入地方武装。那年冬天，他带两个队员夜袭据点，缴回的步枪成了全村唯一的制式武器。 后来编入冀中军区便衣队，他带出的队伍平均年龄不过20岁，多是猎人、农民出身，没有正规训练，但能用三四人炸毁一段铁路，能在白天混进敌人修的炮楼，晚上再点把火炸个干净。 突围那晚，他没直接回根据地，而是绕到大王庄附近，蹲守那股日军的驻地。他听村民说，那些兵临时驻扎在祠堂里，夜里换岗混乱。 他没有犹豫，写信让冀中游击小队准备协同作战。等第三天夜里，所有人就位，他亲自带头翻墙破门。打响五分钟后，祠堂陷入混乱，敌人从后墙逃窜，被伏击的民兵击毙。 缴获的三挺机枪被送往军区，还有步枪二十多支。可这一战没人知道，师富昌胳膊上的伤口裂开，伤口流了脓。他咬牙从村里走到高阳的后方医院，腿一软就昏在门口。 他从不主动讲这些，直到战后整理战报，队员才知道那天他没吃过一口饭。 他打仗不靠理论，靠的是经验和对日军心理的洞察。他清楚敌人怕突袭、怕地雷、怕不确定的威胁。他研究敌人夜里换岗节奏，观察步兵警戒角度，甚至会让队员伪装老农混进集市获取情报。 他也能预判敌人怕什么——那块土旮旯落地的沉闷声，在日军脑子里就是手榴弹的前奏。 《冀中抗日战争实录》里记载，便衣队平均每年出击近百次，任务多是突袭、爆破、缴粮、护送干部。冀中敌后战场极其艰苦，粮食靠群众供给，枪弹靠缴获，棉衣靠旧物缝补。 师富昌带队时，队员常年脚穿草鞋，冬季出动前他会把炒面分成一人一撮，用布包着挂在脖子上，实在饿得不行就嚼两口。 他不许乱杀伪军，每攻下一处据点，要先查明敌我身份；他也不许抢百姓一针一线，哪怕急缺物资，也要让队员挨家借。他说：“咱们是护这片地的人，不能自己砸锅。” 那年秋天，蠡县南庄的一位老太太，把她儿子的棉衣送给便衣队，说：“你们多撑一天，我们就多活一分平安。” 师富昌穿着那件补丁衣服，带人炸掉了日军在河西修的桥梁，切断一段铁路线整整九天。 那场“铁壁合围”行动后，日军在冀中多处据点加强封锁，便衣队的生存空间愈发狭小。但师富昌没退。他把队伍拆成三人小组，活动半径缩小，把“破坏”变成“骚扰”，把“打据点”变成“打点位”，让敌人始终摸不清方向。 1944年春，他在一次战斗中腿部中弹，仍坚持带队行动，直到根据地移交后方才返回治疗。他不是战功显赫的将军，却在敌后暗线上，守住了一道抗战生命线。 那块土旮旯砸出的，不是笑话，是敌人心里的恐惧，是敌后抗战的战术结晶，也是一个便衣队长在战场最被动时的破局。打仗靠枪，也靠胆，更靠对敌人心理的拿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