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臣刘墉，配得上“好官”之称？其实他的行为比和珅更可恨。 一提清朝名臣刘墉，绝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宰相刘罗锅》里那个刚正不阿、为民请命，天天跟和珅斗智斗勇的清官形象。在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里，他是堪比包拯的“刘公”，清廉自守、嫉恶如仇，就连皇帝都要让他三分，可历史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冰冷、更讽刺——刘墉根本配不上“好官”二字，他的某些行为，甚至比臭名昭著的和珅更可恨。 我们先抛开民间滤镜，看看真实的刘墉到底是什么样。刘墉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刘统勋是乾隆朝的名相，靠着这层关系，他的仕途起点远比普通人高，26岁就中了进士，一生为官五十多年，最高做到体仁阁大学士，死后还入祀贤良祠、谥“文清”，表面看妥妥的“名臣典范”。可这份光鲜的履历背后，藏着的却是趋炎附势、草菅人命的另一面，尤其是他操办的两起文字狱，更是沾满了无辜读书人的鲜血，比和珅的贪腐更伤人。 乾隆二十四年，刘墉担任江苏学政，此时的他还没有后来的“清名”，满脑子都是如何讨好乾隆、往上爬。这一年，江苏监生阎大镛因逃粮拒差被人告发，更有人说他曾经烧毁过自己的诗文。正常人或许会先查明真相，可刘墉一听说“烧毁诗文”，立刻敏感地认为其中必有忤逆之词，连基本的审讯都没有，就直接将案件上报给了乾隆，刻意夸大其词，暗示阎大镛有反清之心。乾隆本就热衷于大兴文字狱、压制思想，看到刘墉的奏折后勃然大怒，下令严查，最终在阎大镛的《俣俣集》里，找出了几句愤激不平、讽刺官吏的话，甚至还有直称皇帝名讳的内容，直接判了阎大镛忤逆之罪，当众斩首。而刘墉，却因为这份“功劳”被乾隆嘉奖，第二年就升任太原知府，踩着无辜读书人的头颅，完成了自己的仕途晋升。 如果说阎大镛案还能牵强地说刘墉“履职尽责”，那徐述夔案，就彻底暴露了他的冷血与投机。乾隆四十二年，刘墉再次担任江苏学政，东台县举人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因为地产纠纷被同村人蔡嘉树告发，说徐家收藏了徐述夔的禁书《一柱楼诗》。徐食田得知后，主动将诗集上交，当时的布政使陶易查看后，认为书中并无违禁之语，可蔡嘉树不服，特意将诗集送到了刘墉手中。刘墉看完后，立刻嗅到了“邀功”的机会，他明知陶易已经定论，却故意鸡蛋里挑骨头，从诗中找出“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两句诗，曲解其意，声称这是暗指推翻满清统治，再次连夜上报乾隆。 这一次，乾隆的怒火更盛，认为地方官员包庇纵容，下令严惩。已经去世的徐述夔、徐怀祖被鞭骨戮尸，徐食田被判斩监侯，徐家全族被抄家，牵连者上百人，其中不乏无辜的官员和文人，就连最初判定“无违禁之语”的陶易，也被革职查办，抑郁而终。而刘墉，又一次靠着罗织罪名、陷害无辜，得到了乾隆的赏识，先升户部右侍郎，后又升吏部右侍郎，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核心。反观和珅，虽然贪腐成性、结党营私，可他从未主动制造冤案，更没有靠着迫害无辜文人来邀功，比起刘墉的“伪善冷血”，和珅的“贪婪直白”，反而少了几分令人不齿的虚伪。 更让人诟病的是，刘墉所谓的“清廉”，不过是他包装自己的外衣，他的“不依附和珅”，也并非因为正直，而是因为实力不够、不敢依附。真实历史上，和珅的权势远比刘墉大得多，和珅是领班军机大臣，集行政、人事、财政大权于一身，是乾隆晚年的“二皇帝”，而刘墉虽然也身居高位，却始终挤不进核心权力圈，甚至多次因为办事不力被乾隆申斥，后来为了保命，还故意装糊涂、卖滑稽，以此避祸。朝鲜使者曾记载，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炎附势，唯独王杰、刘墉等人不依附，可这份“不依附”，从来都不是刘墉的骨气，而是他的无奈——他根本没有能力与和珅抗衡，只能靠着“清流”的名声，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我们不否认，刘墉早年担任地方官时，确实做过一些实事，比如在江宁知府任上，打击豪强、谢绝馈赂，深得百姓赞誉，甚至被人比作包拯。可这些零星的善举，根本掩盖不了他后期的投机与冷血。和珅的可恨，在于他的贪婪，他贪的是钱财，损害的是朝廷的财政；而刘墉的可恨，在于他的伪善与冷血，他卖的是“清官”人设，害的是无辜的性命，压制的是思想的自由，靠着迫害文人、讨好皇权来换取自己的仕途顺遂，这种骨子里的自私与残忍，远比和珅的贪婪更令人不齿。 说到底，刘墉根本配不上“好官”之称。他的清廉是伪装的，他的正直是刻意的，唯有他的投机与冷血，才是最真实的底色。和珅虽恶，却恶得直白；刘墉虽“善”，却善得虚伪。这样一位靠着迫害文人、邀功媚上上位的大臣，被后世奉为“好官”，甚至拿来与包拯相提并论，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的讽刺，也是对那些无辜冤魂的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