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熟睡中的冯运修，突然感觉不对劲，好像是日军包围他家了。他从枕头下摸出手枪，悄悄走到厨房，准备烧毁机密文件，但下一秒，日伪特务出现在了他家墙头。 1940年8月8日的清晨，北平受璧胡同甲12号的厨房里，空气呛人，那是火药味混合着纸张燃烧后的焦糊味。 地面上散落的东西，足以让任何一个闯进来的特务倒吸一口凉气：三把左轮手枪、一把勃朗宁、整整28发子弹，还有一台在那年头足以判死刑的电报机。 但这满地的“铁家伙”，在日本人眼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特高课那帮人死死盯着的，是灶台。 那里有一堆黑灰，伸手摸上去还有点烫手。就在几小时前，这堆灰烬还是“抗日杀奸团”最核心的成员名单和电报密码本。 把它们烧得干干净净的，不是什么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而是一个几天前刚拿到辅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19岁新生——冯运修。 这听起来像是个编造的传奇，但事实往往比小说更荒诞。日本人做梦也没想到，那个让整个北平伪政府闻风丧胆的“王牌杀手”，平日里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练枪。 冯运修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华北伪军总司令齐燮元的亲姨侄。这就像是一只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狼窝，不仅没被吃掉，反而把狼窝当成了磨牙的磨刀石。 他常年借着“打猎”的名头出入军营，用着日伪军配发的子弹喂出了神乎其技的枪法，最后又把这些子弹，精准地送回到了汉奸的身体里。 道上的人送了他一个外号，“书生枪手”。听着文弱，实际上招招致命。 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三周年。北平当局搞了个所谓的“庆祝皇军圣战”大会，伪《新民报》局长吴菊痴在台上蹿下跳，把一场侵略美化成了“圣战”。 吴菊痴是程砚秋的御用笔杆子，写得一手好文章，但这支笔最后却用来给日本人洗地。他大概以为这只是另一场普通的逢场作戏，却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被冯运修画上了红圈。 那天晚上，在南新华街的土地祠前，吴菊痴的黄包车被一场繁复的送葬队伍堵住了。这是老北平“三出庙”的习俗，死者为大，活人得让路。 唢呐声吹得惊天动地，掩盖了一切不安的躁动。冯运修骑着自行车，像个路过的学生一样贴近了那辆黄包车。 没有对白，没有宣判。他单手掏出那把绰号“掌心雷”的勃朗宁M1906——这枪小得能藏在袖子里，有着“对面笑”的恐怖美名。 两声闷响。子弹极其刁钻地钻进了吴菊痴的后脑和耳根。 周围的人还在看热闹，唢呐还在吹，只有那个鼓吹“中日亲善”的文化汉奸，脑袋软绵绵地垂了下去。甚至送到医院前，人就已经凉透了。 这一枪直接打在了日伪当局的脸上。他们暴怒，甚至不信任北平当地的警察，直接从东北调来了“伪满洲国”的警察搞异地侦办。 特务们像疯狗一样撕咬，终于通过刑讯逼供白玉霜等人，撕开了“抗团”的一角，最终摸到了受璧胡同。 8月7日深夜，或者说是8月8日的凌晨。冯运修在睡梦中惊醒。那种被野兽盯上的直觉瞬间击穿了他的神经。 他知道房子被包围了。但他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拿枪冲出去拼命，而是做出了一个只有顶级特工才有的极度理性的选择：冲进厨房，烧文件。 人可以死，线索必须断。 就在火苗吞噬密码本的时候，特务科长袁规带着人翻墙进来了。为了逼这个年轻人就范，袁规把冯运修的老父亲冯愰抓了过来，像肉盾一样顶在身前，一步步逼向厨房。 这简直是一场人性的凌迟。“再不出来，老东西就没命了！”袁规的吼声在夜里格外刺耳。 厨房里死一般的寂静。 冯运修隔着窗户缝隙，看着被当做人质的父亲。他的手稳得可怕，在父亲颤抖的身影旁，找到了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射击线。 枪响了。子弹擦着父亲的肩膀飞过，精准地击穿了袁规的脖子。 这一枪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立威：别拿我的家人做筹码，我不吃这一套。 特务们被这种冷酷的精准度吓破了胆，没人敢再上前送死。日军爬上房顶，架起机枪对着厨房疯狂扫射。砖石崩裂，木屑横飞。 冯运修的右臂被子弹打碎了，血流如注。在这个生理极限的时刻，他把枪换到了左手。 一个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刚翻上墙头，就被这个左手持枪的重伤少年一枪击毙，摔进了院子里。 直到厨房里的火彻底熄灭，直到枪膛里再也没有一颗子弹。 特务们冲进去时，看到的是一个脸色惨白、手里紧紧攥着空枪的年轻人，和他身后那堆已经化为灰烬的秘密。 日本人不死心，把他送进中央医院抢救，想把他的嘴撬开。 但从那一刻起，直到8月8日当晚心电图归零，冯运修没有说过一个字，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他把所有的恐惧留给了敌人，把所有的秘密带进了坟墓。那个夏天，他本该走进辅仁大学的课堂，去读他喜欢的书，去建设这个国家。 但他选择把自己烧成了一把火，在那个黎明前的至暗时刻，烫穿了那层厚厚的铁幕。 信息源：《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人民网党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