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汉奸陈公博，被枪毙的现场，临刑前他对身边的狱警说道：”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还没有等狱警回答，身边的法警看不下去了，催促着他赶紧“上路”。 陈公博被枪毙那天，苏州城里的气氛很怪异。老百姓那是恨不得甚至要食其肉寝其皮，但这哥们儿自己倒显得挺“从容”。 这种“从容”，说白了就是一种极度的自我催眠。 他在牢里写了三万字的辩护书，甚至在临刑前还特意换了身干净衣服。最绝的是，他对狱警提出的那个要求——要把汪精卫送的钢笔、日本天皇送的勋章带进棺材。 你看懂了吗？直到那一刻，他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愧对祖宗，愧对四万万同胞，他在乎的是他和“兆铭兄”的基情，是他对那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的荒谬忠诚。 那个法警催他“上路”，其实是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判词：你所谓的荣耀，在国人眼里，就是急着去投胎的催命符。 这一幕太讽刺了。一个中国读书人，临死手里攥着的，是侵略者赏赐的“狗牌”。这哪里是殉葬？这分明是把耻辱柱刻在了自己的骨头上。 很多人不理解，陈公博起点多高啊？官宦子弟，北大哲学系高材生，还是咱们党早期的创建者之一。怎么就混成了二号大汉奸？ 咱们剖析一下，这其实是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的末路。 陈公博这人，才华是有，但骨头太软，心眼太活。他一辈子都在找“大树”。最开始跟陈独秀，觉得不合算，跑了；后来跟蒋介石，觉得受排挤，又跑了；最后看汪精卫另立山头，哪怕是卖国求荣，他也觉得这是个“机会”。 他那句著名的歪理：“汪先生去卖国，沦陷区也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去把土地收回来。”这种逻辑，典型的骗得连自己都信了。 而且，这种病是会传染的。 你看他老婆，虽然没怎么露面，但他那个“红颜知己”兼政治盟友——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那才是个真正的“死硬派”。 陈公博枪毙的时候，陈璧君还在牢里做梦呢。她在法庭上那个嚣张劲儿，比陈公博还狂。她甚至大吼：“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你们算什么东西！” 这帮人，你说他们蠢吗？不蠢。他们坏就坏在，把个人的权欲凌驾在了民族的存亡之上。在他们眼里，只要能掌权，给日本人当“儿皇帝”也是皇帝。 既然聊到这儿，咱们得把视角拉大点。陈公博、陈璧君这些是“头狼”，那底下那群数以百万计的“走狗”——伪军，后来都怎么样了？ 这事儿更有意思，也更见人心。 数据很吓人：日本投降的时候，光是那时候统计的伪军，就有200多万！比侵华日军的人数都多。这帮人，拿着中国人的枪，吃着中国人的粮，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 这200多万人，就像一群没了主人的丧家犬。 蒋介石那一套，咱们都熟，那是“收破烂”。他眼珠子一转，觉得这帮人虽然名声臭，但好歹有枪啊，能用来打共产党啊！于是，大笔一挥，委任状像雪片一样飞过去。 摇身一变，昨天的“皇协军”，今天就成了“国军先遣队”。 你比如那个庞炳勋，本来是汪伪的上将，眨眼功夫就挂上了国军中将的肩章。老百姓看着都懵了：昨儿还在炮楼里帮鬼子抢鸡的二狗子，今儿怎么成“中央军”了？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操作，结果只有一个：烂泥扶不上墙。 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这帮人既然能卖国投降日本人，自然也能卖他。在后来的战场上，这帮被收编的伪军，要么临阵倒戈，要么一触即溃。因为他们没有魂，谁给饭吃跟谁走，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 反观咱们这边，那是真的在“救人”。 八路军、新四军那是真把这帮伪军当成“迷路的孩子”来治。 那一刻，他们才明白：自己以前干的叫“汉奸”，现在干的才叫“人”。 这种心灵上的改造，比发多少大洋都管用。后来在济南战役里，起义将领吴化文带着35军冲得最猛。为啥？因为他们急着要洗刷身上的耻辱，他们要向老百姓证明，自己不再是狗，是解放军战士！ 回到陈公博身上。 他在临死前，还要对着那枚日本勋章念念不忘，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大汉奸的价值观里，他到死都没觉得自己错了，他只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赌输了。 他这种人，死不足惜。 他最后那点可怜的尊严，在法警那句“赶紧上路”的催促声中，碎了一地。 而那些被成功改造的伪军士兵，虽然曾经走错过路，但只要肯回头，肯把枪口对准侵略者和反动派，人民依然给了他们机会。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很残酷，有时候又很宽容。 它残酷在，不管你曾经多风光，像陈公博、汪精卫这样，一旦背叛了民族，你的名字就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任凭你怎么辩解，怎么写“自白书”，都洗不白。 它宽容在，对于那些被裹挟的底层士兵，只要你找回了良心，站回了人民这边，那碗热粥、那身新军装，就能给你第二次生命。 陈公博死的那天，有人看见他尸体被草草收敛，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而当年那些在战场上喊着“为人民立功”的前伪军士兵，很多人的名字后来都被刻在了烈士纪念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