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伪军一师长派人给粟裕送了一包烟。粟裕不解，以为是敌人送礼，便饶有兴致地打开烟盒。谁知里面有张纸，看了内容后粟裕冷汗直冒，立马下令：“全军集合！” 1942年11月，日军策划了一次针对苏中新四军指挥机关的毁灭性打击。小林信男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施亚夫赫然在列。会上，小林信男得意洋洋地拿出了一份绝密情报，上面详细标注了新四军一师师部的位置，以及粟裕等高级将领即将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甚至连会后各干部返程的路线都一清二楚。 施亚夫当时坐在下面，心里那是翻江倒海。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份情报太精准了，精准到不像是侦察出来的，倒像是有人直接把作战地图送到了日本人手里。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四军内部出了大叛徒，或者是电台密码被破译了。 更要命的是，此时粟裕正在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会。会议一结束，这些新四军的骨干力量就会按照预定路线返回部队。而小林信男已经在这些路线上张开了血盆大口，埋伏了重兵，就等着把新四军的指挥层一锅端。 如果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苏中抗日力量将遭受灭顶之灾。 会议还没结束，施亚夫就借口上厕所，飞快地撕下香烟盒里的锡纸，用铅笔在上面匆匆写下了几行字：“敌据绝密情报，悉我行踪，欲将我返程干部一网打尽。内部有变，速查电台与行踪泄露之源。” 他把锡纸塞回烟盒，封好口。会议一散，他立刻叫来自己的心腹交通员，让他火速把这包“救命烟”送到新四军驻地。 当这包烟送到粟裕手上时，那些参会的高级干部刚刚离开师部不久。 粟裕看到纸条后之所以“冷汗直冒”，是因为他瞬间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他下令“全军集合”，并不是要打仗，而是为了把所有人都控制在眼皮子底下，防止还有潜伏的特务通风报信。 同时，他派出了几路骑兵，疯了一样去追赶那些已经出发的干部，强令他们立即改变路线，绕道返回。 事实证明，情报准确无误。就在原定路线上，日军早已架好了机枪火炮。如果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施亚夫的这份情报，不仅仅救了人，还帮新四军挖出了毒瘤。 粟裕根据施亚夫的提示，立马对师部机关进行了严密排查。最后锁定在了电台部门。原来，新四军一师的一名电台台长被日军策反了。这个汉奸利用职务之便，把新四军的电台密码和活动规律源源不断地发给了小林信男。 因为这个叛徒隐藏得极深，平时表现得还挺积极，如果不是施亚夫从源头传回消息，谁能想到要把怀疑的目光盯在核心技术人员身上？ 清理了门户，修改了密码，粟裕带着部队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小林信男精心策划的“清乡”大网，最后捞了个寂寞。 这位日军司令官怎么也想不通，情报明明准确无误，怎么新四军就像长了天眼一样，总能提前避开？ 但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他最信任的“施桑”，才是那个最大的“鬼”。 施亚夫这人，心理素质那是真的硬。在那种高压环境下，他不但没露馅，反而越混越开。 到了1944年，抗战形势发生了逆转。日军日子不好过了，对伪军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小林信男虽然没直接证据，但也开始隐隐约约觉得施亚夫这支队伍有点“不对劲”。 施亚夫也感觉到了危险。他知道，再潜伏下去，恐怕就要“图穷匕见”了。 1944年1月，施亚夫接到了党组织的指示：条件成熟，率部起义。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小插曲。 就在起义行动当晚，伪军师长田铁夫突然给施亚夫打电话，邀请他去家里打麻将。这个时间点太敏感了，施亚夫心里也是咯噔一下：这是不是鸿门宴？是不是日本人已经动手了？ 如果不去，立刻就会引起怀疑，起义计划可能流产；如果去，一旦是陷阱，那就是自投罗网。 施亚夫把心一横：去！ 他带了整整一箱子钱，只身去了田铁夫家。一进门，发现屋里烟雾缭绕，几个伪军头目正搓得起劲。施亚夫不动声色地坐下，一边打牌，一边观察动静。那天晚上，他故意输钱，而且是那种心不在焉、怎么打怎么输。 田铁夫赢钱赢得很开心，看着施亚夫那一副“冤大头”的样儿，心里的戒备全消了。他哪里知道，施亚夫输钱是为了买时间，也是为了麻痹他们。 打到后半夜，施亚夫借口钱输光了，起身告辞。田铁夫还意犹未尽，挥挥手让他走了。 施亚夫一出大门，立刻飞车赶回部队。此时，他的心腹骨干早已集结完毕，枪上膛，刀出鞘。 “弟兄们，咱们不给日本人当狗了！回家！打鬼子去！” 随着一声令下，施亚夫率领伪七师的精锐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冲破了日军的封锁线。当小林信男和田铁夫反应过来时，施亚夫早就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新四军的根据地。 这次起义，带回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狠狠地打了日伪军的脸。那个曾经被汪精卫寄予厚望、被小林信男引为知己的“施中将”，竟然是共产党的一把尖刀。 施亚夫回归部队后，恢复了本来身份，继续在苏中地区指挥战斗。他从一个被通缉的“越狱犯”，到伪军的中将师长，再到新四军的英雄，这段传奇经历，真真是比小说还要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