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天的场景，让在场的所有人心里一酸。黄旭华走进家门，屋里的摆设还和几年前他离开时差不多，只是墙角多了几根拐杖，窗台上多了一瓶治心脏病的药。母亲坐在藤椅上，眼睛已经不太看得清，但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嘴唇颤了颤，像是要喊他的名字，可喉咙里只发出几声含混的咕哝。黄旭华走到她跟前，蹲下身，轻轻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干瘦，布满老年斑，他叫了一声“妈”，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就滚了下来，却依旧说不出完整的话。 这种沉默，是几十年分离刻下的印痕。1958年，黄旭华接到绝密任务，参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那一年，他刚结婚不久，女儿才出生几个月。组织上要求，所有参与人员必须隐姓埋名，断绝与亲友的一切公开联系，连父母都不能告诉自己的去向和工作内容。他回了趟老家，只说要去外地出差，时间会很长，可能很久不能回来。母亲当时没多问，只叮嘱他照顾好身体。可她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黄旭华从上海调到北京，再到葫芦岛的试验基地，住过临时工棚，啃过窝窝头，在冰冷的船台上熬过无数个通宵。核潜艇的研制，没有任何现成资料，全靠自己摸索。计算数据用算盘打，模型用木头刻，每一次试验失败，都可能让整个团队几年的心血白费。他作为总设计师，压力极大，但从来没想过放弃。只是每次夜深人静，想起母亲，他只能在心里默默说一句“对不起”。 1987年，黄旭华的身份逐渐解密，一些老家的亲戚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报道，才知道那个“失踪”的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一件天大的事。母亲从侄子口中听到消息，半信半疑，直到组织上安排黄旭华回广东海丰老家探望，她才真正相信。可三十年的空白，不是一次见面就能填满的。她想问的问题太多，可又不知从何问起，想说的话也太多，可话到嘴边只剩哽咽。 那次见面的时间很短，黄旭华还要赶回南海试验场。临走时，母亲拉着他的手不肯放，反复摩挲着他的手背，像是在确认这不是梦。黄旭华承诺，等试验结束，一定多陪她几天。可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长谈。1990年代初，母亲去世，黄旭华因为工作再次错过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可这份忠，让我欠了母亲太多。” 黄旭华的故事，不是个例。那一代搞“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科学家，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邓稼先隐姓埋名二十八年，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钱学森回国前，在美国被软禁五年，与父亲音信隔绝。他们把个人的亲情，融进了国家的命运里。这种选择，在当时是使命，在今天看，是沉甸甸的牺牲。 有人问黄旭华，后不后悔。他说：“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这条路。没有核潜艇，中国人在海上就没有真正的脊梁。”这句话，道出了那代人的精神底色。他们用沉默的奉献，换来了国家的安全，却把对父母的陪伴、对家庭的守护，留在了岁月深处。 今天我们谈起黄旭华，会说他是英雄，是功臣。可在他自己心里，他只是一个没能好好尽孝的儿子。那天的无言对视，是所有奉献者的共同遗憾——他们保护了万家灯火，却错过了自家的一盏灯。这份遗憾，不该被遗忘，因为它是荣耀背后的真实代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