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年过六旬的谭启龙给华国锋写信：我还能为国家继续服务，华老回复：去青海当省委书记！ 谭启龙没多问一句，直接收拾行李，往高原去了。那年他63岁，青海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经济底子薄，民族结构也复杂，工作难度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 他心里明白，中央不会轻易派个老同志去“养老”，能接这个任，是信任更是考验。 谭启龙到任不久，就开始跑基层。他最关心的是医疗和教育，先去的是牧区。那年冬天，他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一个村子看望藏族牧民，天寒地冻，很多孩子没学上。 他当场要求省财政调资金，砍掉部分机关装修开支，修了两所寄宿学校。有人说他太过较真，他回了一句：“老百姓的孩子读不上书，政府哪还有脸？” 这事传到西宁，一些干部开始变了神情，谭启龙不是来混任期的。他还专门组织班子研究双语教育方案，藏语、回语进课堂，教师本地招，教材也要能听懂看懂。 谭启龙没搞什么新花样，工作方法就是跑、看、记、改。他去黄南州调研，看见牧民看病难，回省里就拍板增建四所乡村卫生站。有人说钱不够，他让人把自己办公室的新桌椅退了，换成旧货库里的。 青海省委会议上，谭启龙常带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哪儿缺水、哪儿通电难，他记得比部门还清楚。他办事不拖泥带水，哪怕是对部下也直接指出问题。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干部群众中口碑极好。西宁街上常有藏族老人等他路过，为他献哈达。 而在青海之前，他其实干过不少难事。1941年，谭启龙在浙江带队组建抗日武装，敌人占了县城，他就在四明山一带拉队伍、建政权、斗日军。日军恨他入骨，悬赏要人。 他活下来，还把浙东根据地建成了南方八大根据地之一。 1952年，他调去浙江主持土地改革，天天下乡访贫问计，带头试种水稻。他讲的都是实话：田分不好，得罪人；分得准，稳三年。 他主持的土地改革让浙江粮产连年上升，那年年底，农业部点名推广“浙江经验”。 等到1981年，谭启龙又被调到四川，赶上岷江发大水。 指挥部里，他白天奔现场，晚上吃盒饭，睡在折叠床上。水退后，他推动灾后重建，组织人修坝筑堤，还主动争取资金建立成都电子工业试点区，开了四川现代工业发展的先声。 有人问他：“你都70了，为啥还不歇？”他说：“党还信我，我怎能躺下？” 谭启龙干了一辈子地方工作，没留下豪言壮语，也没整过排场。他的名字没挂在什么广场，可青海人一提起，还是会说：那是个把咱放在心上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