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通知美方，苏联将向中国投放原子弹，毛主席听后，在中南海泳池中游起了泳。 咱们得先从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年代说起。 很多人以为1969年的危机是突如其来的，其实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就拿着原子弹吓唬过我们好几次。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人就扬言要给中国“丢几颗”，那时候我们是真的一穷二白。 大家可能听过那个著名的段子，当时西方嘲笑我们：“中国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话虽然难听，但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难。1958年，赫鲁晓夫翻脸了，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连张图纸都没给我们留。那个苏联专家口袋里揣着资料，上班拿出来看两眼，下班揣兜里就走，防贼一样防着中国科学家。 1960年7月16日，这对中国军工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 苏联通知中国，撤走全部专家。那一刻，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中国人自己稚嫩的肩膀上。赫鲁晓夫当时断言：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那个破烂摊子，再过20年也搞不出名堂。 说实话，那时候要是换个软弱点的领导人，可能就认怂了。 但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陈毅元帅当时发了狠话：“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这句话后来成了那个时代的注脚。咱们的科学家是怎么干的？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打；没有先进设备，就用土办法炼铀。 大家知道吗？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第一块铀矿石，是用无数地质队员的生命换来的。 在广西的深山老林里，为了找那块“开业之石”，十几名队员牺牲了。而在湖南的711矿，那是中国核工业的“粮仓”，74位勇士长眠地下。他们用血肉之躯，硬是把这一堆堆放射性的石头变成了大国重器。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罗布泊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很多人只知道那是原子弹爆炸，但不知道这背后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 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北京，周总理特别谨慎，拿起电话问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第一句话是：“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激动得嗓子都哑了，说看见了火球和蘑菇云。周总理还是不放心，因为这事儿太大，关乎国运，容不得半点闪失。他又跑去报告毛主席，主席更严谨，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 直到技术数据核实无误，当晚的《人民日报》号外才发出去。那一刻，全世界都安静了。西方媒体那些嘲笑我们“种蘑菇云收获鹅卵石”的嘴脸，瞬间被打得啪啪作响。 有了这颗蛋，咱们说话的腰杆子才算稍微直了一点。 回到1969年，为什么苏联敢动用核打击的念头？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的核力量还太弱小，不够看。 这时候，就必须提到另一个奇迹，氢弹。 美国人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呢？ 两年零八个月。 这个速度，至今是世界纪录。这里必须要提一个人，于敏。大家都叫他“氢弹之父”，但他自己从来不承认，总是说这是集体的功劳。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让他搞氢弹理论。那时候连彭桓武先生都不知道氢弹长啥样，大家甚至干过一件现在看起来很“笨”的事，把好几个月的《纽约时报》借来，一页一页翻，试图在字里行间找一点蛛丝马迹。 当然，什么都没找到。一切全靠自己算。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一下，性质完全变了。如果说原子弹是“大棒”，那氢弹就是“狼牙棒”。 咱们把时间轴拉回1969年那个让毛主席去游泳的下午。 苏联之所以敢威胁，是因为他们觉得能一波流带走中国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当时已经有了氢弹，有了装核弹头的地地导弹。虽然数量不多，但只要有一颗落到莫斯科，那是谁都承受不起的代价。 毛主席在泳池里的那份淡定，不是装出来的，是底气。 他对原子弹的态度一直很辩证。早在1946年他就跟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 意思是在战略上，我不怕你，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但在战术上，他比谁都重视。 1951年，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让人给毛主席捎了句话：“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这话说到主席心坎里去了。所以，当1969年核讹诈真的来临，主席的应对策略非常高明。 他一方面展示出这种“我不在乎”的极度蔑视，给对手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你猜不透我还有什么后手；另一方面，国内开始了那场浩浩荡荡的“深挖洞、广积粮”。 有个在民间流传很广的说法，虽然未见于正史文件，但极具那个时代的博弈色彩：面对苏联的核威胁，中国曾放出口风，如果遭受核打击，中国几亿人将全部进入苏联境内生活。这一招“换家战术”，据说直接让勃列日涅夫傻了眼。 不管这个传说几分真假，事实是：中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做好了最坚决的反击准备。 这种“不怕死”的决心，加上手里真真切切握着的“两弹一星”，最终逼退了超级大国的核野心。那一年的危机，就像一场高烧，最终在中国人强硬的体魄面前退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