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重组谍报与反谍报机构，强化对外谍报工作，尤其是对中国情报收集能力。 据共同社报道称，有关强化情报（信息活动）功能的政府“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概要已于19日曝光。法案明确规定，作为会议事务局的“国家情报局”将具备防范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反情报（防谍）“综合协调”功能。政府计划在3月中旬将该法案提交国会。一位政府官员透露了这一情况。 防谍的具体内容尚未明确，但信息局可能不仅限于为外交和安全保障等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还将重点放在防止间谍活动上。如何消除公众对加强监督的担忧以及确保运作时的透明度成为突出问题，预计将成为国会审议的焦点。 法案概要指出，由首相担任会议主席的信息会议将就信息活动和防谍事务审议：（1）基本方针，（2）应考虑的国内外情势认知与评估，（3）重要事项的分析与评估。 信息局将承接现行内阁情报调查室（内调）的事务，并被定位为“对各行政部门进行综合协调”。“综合协调”这一表述的纳入，使信息局的法律权限更加明确。 根据截至2026年2月的权威公开资料，日本对中国的情报间谍活动呈现出系统性、长期化、多领域渗透的特点，其手段隐蔽、覆盖广泛，并与日本国家战略深度绑定。 一、活动特征与趋势 长期历史延续：自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即在中国建立系统性情报网络，如“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机构，以学术、商业、文化为掩护开展间谍活动。 现代化重组：2026年2月，日本政府宣布整合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等五大机构，组建直接服务于首相的“国家情报局”，强化对华情报搜集与政策协调能力。 渗透领域广泛：涵盖国防军事、地理测绘、尖端科技、农业种质资源、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布局、产业政策、媒体舆论等。 身份伪装多样：间谍常以企业高管、大学教授、环保志愿者、游客、记者、商会成员等合法身份为掩护。 二、典型作案手法 非法地理测绘：多次查获日本人使用高精度GPS设备采集中国军事禁区坐标（如2005年新疆和田机场、2010年塔城军事管理区）。 商业渠道窃密：跨国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之便搜集经济、技术、政策情报（如2023年安斯泰来制药高管案）。 媒体与学术渗透：通过学术交流、媒体任职接触敏感信息（如《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董郁玉案，潜伏30年，2025年被判7年）。 情感拉拢与“温情陷阱”：针对单身女性、离异人群等，通过长期情感建立建立信任后索要内部信息。 网络与认知作战：利用社交平台、网络水军、基金会资助等方式操控舆论、散布虚假信息、美化日本历史、渲染“中国威胁论”。 自2014年《反间谍法》实施以来，中国已公开披露17起以上日本公民因间谍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潜伏时间最长达3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