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拉德来说，戚务生应该算是在他来华执教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了。他们是抱着同一个目的来到国奥队这个集体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关系一直相处得不错，并且，这种关系并未由于各自地位的变化而有什么改变。但在国奥队需要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预定目标这一原则性问题上，两位教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镜头一：1993年夏，拉德甫抵中国，在观看国奥队的一场比赛后与戚务生第一次交换意见。拉德说：“这些孩子缺乏踢重大赛事所必须具备的体能条件，提高体能状况对他们来说是当务之急。”戚务生说：“这批队员脚下活儿太粗，我希望加强技术方面的训练，使他们成为一支技术特点鲜明的队伍。” 镜头二：1996年2月，国奥队在广州进行赴马前的最后一次集训，翻开拉德的笔记本，上面写着拉德的训练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部分是加强队员的无球跑动，提高队员的心肺功能。把这个笔记本反过来从后往前翻，则记录着戚务生的训练计划，是以有球训练、踢小场地对抗练习为主。 镜头三：国奥队从马来西亚回国后，聚集在训练局开总结会。戚务生发言：“我们这次主要是输在技不如人。”拉德发言：“我们输在战术运用上，输在体能上，以往我带的队伍在比赛时都是越踢到后面越有体力，而中国奥林匹克队却恰恰相反。” 无论在他担任国奥队主教练或是技术顾问时，面对外界的种种议论，他最本能的反应便是保持缄默，从他嘴里往往只能听到对别人的善意评论。“戚务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教练。”即使在国奥队兵败马来西亚之后，他仍然这样评价戚务生，只不过在末尾添上一句：“可惜他还缺乏经验。” 拉德要离开中国了，在遗憾的同时，他想到要为中国足球留下点什么，同时，有些如鲠在喉的话他觉得不吐不快，于是，他变得不再沉默：“这次在马来西亚，我们前两场踢得不错，但在同韩国队进行关键性比赛时，我们的战术安排出了问题。首先不应该安排替补队员肖坚上场，他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上场比赛了，根本不能适应大赛气氛，在场上找不到感觉。而让刘越打后卫，孙建军打右前卫，彭伟军在左路，这种变阵又是一个错误。孙建军怕逼抢，他适合打后卫，把他调到不熟悉的右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场上那种无所适从的窘态。彭伟军本来是打突前前卫，因为他能控球，但他最大的缺点是速度慢，不能及时回防，于是被韩国队的6号李基衍频频从左路撕开了我们的防线……”——1996年12月《当代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