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继宁，1962年出生，母亲是毛主席的长女李敏，优秀的红色后代 一九九九年冬天，驻英国的中国使馆里，电话铃在半夜响起。 孔继宁听完国内的消息，人一下子僵住：父亲孔令华在车祸中去世。那会儿他身上是军装，头上是职责，只能把那口气咽回肚子里，把手里的事干完。回国奔丧时，他一直觉得对不起父亲。 李敏看着这个已经不年轻的儿子，只说了一句：“你站在岗位上，就是没给爷爷和外公丢脸。” 很多人提起他，先想到那串名头：外公是毛主席，母亲是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爷爷孔从洲是开国中将。 按理说，出身摆在那儿，人生像是铺好了红地毯。 熟悉他的人却清楚，这个从丰泽园走出来的孩子，成年后一直在做的，是把“靠谁”这条路给堵死。 时间往前推回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南海丰泽园里传来婴儿啼哭，把紧绷的气氛冲散了些。 毛主席算着自己的虚岁，笑着说“七十的人，当外公了”。这个孩子被取名“继宁”，日子靠近十月革命纪念日，名字里寄着接着革命火种往下走的意思。那段日子，毛主席忙完工作，总要走到小外孙身边坐一会儿，抱抱、逗逗，从那张小脸上找一点轻松。 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孔令华和李敏带着孩子搬出丰泽园，住到北京一条小胡同里。后来工作忙不过来，把孔继宁送去上海，让外婆贺子珍照看。 这个老人面对外孙时整个人都软下来。 她喜欢拉着孩子和工作人员的孩子比身高体重，发现自家外孙轻一点，就念叨“要多吃饭，多吃菜”。外孙看外婆愁眉不展，就学小羊、小猫，闹得屋里一阵笑。 对毛主席和贺子珍来说，这个孩子不只是血脉延续，更像是一点迟来的安慰。 从上海回到北京，生活又落在胡同里那间平房。 北京冬天漫长，屋里全靠炉子烧煤。父母常年加班，敲煤添火这种脏活，孔继宁抢着干，灰头土脸地往家里跑。孔令华看见，只说一句“像个男子汉了”。 吃饭不挑嘴，母亲做什么就吃什么，衣服只求结实保暖，和大多数孩子没什么差别。 学校里，同学记住的是一个温和、好说话的同桌。 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他向班主任请假回家参加丧事，大家才惊觉这位同学的真实身份。再回到教室，他照旧排队、上课，没有摆出“特殊”的样子。 同学追问，他只说，从小在老百姓堆里长大，自家规矩摆明白了，靠谁搞特殊都算丢人。 爷爷孔从洲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中将，家里说起往事，总离不开“战役”“部队”“牺牲”。 久而久之，参军成了孔继宁心里的一根筋。高中毕业，他主动要求穿上军装。孔令华给他打预防针：到了部队，该吃的苦一口也别想躲，更别在任何地方提起自家成分。 走进军营，他把这句话当成死规定。 早起出操，夜里看书，别人休息的时候，他抱着教材补文化课，把基础一点点拱上去。靠着这股劲头，他考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进入总参，又被派到国外使馆任职，在巴基斯坦、在英国，都干过武官助理。外人眼里风光，内里是从早到晚的文件和电报，他得把每一件事咬住不放。 从军队到地方，是他人生的另一道岔路口。 转业以后，他没有远离“红色”二字，而是回到研究和传播上。新世纪开头，他参与成立“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又折腾出“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研究整理毛主席有关的思想和理论。有人问他，时代都变成这个样子了，还谈这些有用吗。 他的回答很干脆：有些东西不会老，是讲法老了，要把这些思想放进今天的难题里。 跑地方时，他看到不少乡镇卫生院条件窘迫，设备老旧，医生也留不住。 城里的大医院人满为患，乡镇卫生院却连基本检查都做不全，病人要么硬扛，要么往城里跑。 他心里犯嘀咕：如果真讲“为人民服务”，这块短板绕不过去。 就这样，他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一起设立东方昆仑公益基金，打出“希望医院”项目的牌子，帮乡镇卫生院补课，从设备到管理一点点提上去。项目一亮相，媒体很快嗅到话题，很多人冲着“毛主席外孙”四个字跑来要采访，他一一婉拒，把时间砸在具体工作上。 二〇〇六年、二〇〇七年，他又折回镜头前，做了两部纪录片。 《我的长征》献给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父辈的战争岁月》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八十周年。片子里有雪山草地，有枪声炮火，也有一代人的青春和牺牲。 他在片中做主持，带着观众沿着前辈走过的路，把那些早已耳熟的历史，讲成一张张有血有肉的脸。在他看来，身上这层特殊的身份，是压在肩上的重量，也是推着自己往前走的劲儿，走到哪一步，都别让那些已经写进历史书的人替他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