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3岁的郭凤莲被叫进大寨党支部办公室。上级来人念了一份调令：免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调晋中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她没说话，只是攥紧了手里那本磨破边的党章。 念调令的人走后，她一个人坐在那张老旧的办公桌前，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桌上的搪瓷缸子还冒着热气。她盯着缸子上“农业学大寨”那几个红字，半天没动。这个办公室她进进出出十几年，从没觉得这么空过。 外头有人探头，又缩回去了。都知道她在里头坐着，但没人进来打扰。大寨的乡亲们太了解她了，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郭凤莲把党章翻开，又合上，扉页上她十九岁入党时写的名字还在，字迹歪歪扭扭的，那时候她刚学会写这几个字没多久。 说起来，十九岁就当上大寨党支部书记，她这辈子和大寨绑得太紧了。那些年领着一帮人改天换地，把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梯田，铁姑娘队的名号响遍全国。她见过毛主席，见过周总理，见过太多大人物。可现在呢？调令上说让她去果树研究所，她连苹果树和梨树都分不清。 回家收拾行李那天，她把那本党章揣进贴身的口袋里。婆婆在旁边抹眼泪，嘴里念叨着“这是咋回事嘛”。她没接话，只是把几件换洗衣服叠好，又拿出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破的地方她前两天刚缝过。 去晋中的路上，她靠车窗坐着，外头的庄稼地一片片往后退。正是收麦子的季节，地里有人弯着腰干活，镰刀一起一落，麦子就倒下一片。她想起大寨的梯田，这时候也该收麦子了，不知道今年收成咋样。想这些干啥呢，她摇摇头，现在她是果树研究所的副所长了。 研究所的日子跟大寨完全是两个世界。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到处是果树，春天开花的时候香得呛人。她每天早起绕着果园转，看那些技术员剪枝、嫁接、打药，一句话插不上。人家讨论果树品种、土壤酸碱度，她听得云里雾里。有人客气地叫她郭所长，她摆摆手说叫凤莲就行。 头几个月她憋得慌，夜里睡不着，就坐在宿舍门口抽烟。烟是大寨带来的，抽一口就想起来那地方。后来她想明白了，既然来了就得干点啥。她去找所长，说我不懂技术，但我能干活，有啥体力活尽管派给我。所长笑笑说你是副所长，不用干这个。她说副所长也是人，手长在身上就是要干活的。 从那以后她就跟着工人们一起下地，挖坑、挑水、施肥，啥活都干。那些工人一开始拘谨，时间长了发现这个副所长没架子，干活还实在，慢慢就愿意跟她唠嗑了。有人问她大寨的事，她就说说，不说那些风光的时候，就说怎么修梯田，怎么打井，一镐头一镐头把石头山变成地。 在果树研究所待了十几年，她学会了认果树，学会了嫁接，还学会了给苹果套袋。每年秋天果子熟了，她摘一个咬一口，甜得很。有人说郭所长你该知足了，这地方比大寨清闲多了。她没吭声，抬头看看天，天是一样的天。 后来大寨那边又来人了，说村里情况不好，想请她回去。她二话没说就收拾东西，果树研究所的同事们送她，她抱抱这个握握那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临走时她从树上摘了一个苹果揣兜里，说是留个念想。 回去的路上又是那条路，又是收麦子的季节。外头的庄稼地还是那样一片片往后退，但她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大寨变了，她也变了，那本党章还在贴身口袋里揣着，边儿更破了，但她觉得正好，磨破了才贴身。 这么多年过去，有时候想起来那个下午，她还是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会儿觉得天塌了，现在看不过是个坎儿。人这一辈子，哪能没几个坎儿呢。她还是会做梦，梦见大寨的梯田，梦见果树研究所的苹果园，有时候两个地方混在一起，梯田上长满了苹果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