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妓女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鸨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老鸨那声冷笑像块冰坨子，直接砸进人心里。张伯驹手里那沓钱还悬在半空，一时间竟不知该收回还是硬塞过去。他见过世面，京城多少风月场没踏过，可这样当面给人撅回去的时候还真不多。那姑娘站在旁边，手死死攥着他的衣袖，指节都攥白了，眼眶里转着泪，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要说这事，得从这天傍晚说起。张伯驹本是让朋友拉去听曲儿的，说那新来的姑娘唱得一口好苏州评弹，嗓子糯得像刚出笼的桂花糕。他这人没别的嗜好，就好个戏曲书画，推脱不过就去了。谁知道一曲听完，那姑娘趁着倒茶的工夫，扑通一声跪在他跟前，说了开头那几句话。张伯驹这才细看这姑娘，十七八岁年纪，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月白褂子，眉眼生得干净，不像窑子里那些涂脂抹粉的模样。她说自己本是苏州书香门第的女儿，家道中落后被远房表舅骗到天津，转手卖进了这地方。三个月来，她以死相逼，老鸨怕坏了“货色”，这才保住了清白身子。今天瞧见张伯驹进门，看他和那些浪荡子弟不一样，才豁出去求他。 张伯驹这人，骨子里带着老派文人的侠气。当年为救好友，他能把家传的古董当了换钱；路上瞧见卖身葬父的，他能把身上所有现大洋掏干净。这会见姑娘哭得梨花带雨，哪还坐得住，当即掏出钱夹子，把里头所有钞票都抽出来，又让跟班凑了些，整整一沓，拍在桌上。 谁想老鸨眼皮都没抬，嘴角一撇，哼了一声：“张爷，您是体面人，我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丫头是我花了三百块现大洋从人贩子手里接的，吃住三个月，教她唱曲的师傅钱，还有那身行头，哪样不是钱？您这钱，满打满算不到二百，当我这是善堂呢？”说着把桌上那沓钱往回一推，继续道：“再者说，您张爷什么身份？盐业银行的大经理，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今儿您带个窑姐儿从后门出去，明儿满京城都该传遍了，张家大公子逛窑子赎人啦！您是嫌自己名声太好听了？” 这话说得刁钻，明着是嫌钱少，暗里却是拿名声将张伯驹的军。旁边那姑娘身子一抖，攥着衣袖的手慢慢松开了。她垂下头，肩膀微微发颤，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啊，她算什么呢？一个被人卖来卖去的物件，凭什么让素不相识的人搭上一世清名？ 张伯驹沉默了好一会儿。屋里气氛僵得像腊月里的冻河，茶凉了，没人去碰。他忽然把手伸进怀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枚印章来。那是他随身带的田黄石小印，是他最心爱的一件文玩，上个月有个日本人出五百大洋他都没舍得卖。他把印章往钱上头一放，说：“加上这个，够不够？” 老鸨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她在这一行三十年了，见过为姑娘一掷千金的阔少，见过拿房契地契换人的大亨，可从没见过拿随身印章赎人的。这东西跟命根子似的，文人离了它还叫文人吗？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让张伯驹抬手止住了。他说：“这姑娘你说三百块接的，我认。印章你拿去当铺，少说也值三百。钱和东西都给你，人我带走。至于名声不名声，那是我的事，不劳你操心。” 老鸨拿着那枚印章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瞅瞅那姑娘，最后叹了口气：“张爷，我服了。我干这行三十年，什么样的恩客没见过？可像您这样的，头一个。得了，人您带走吧，我认栽。”她把钱和印章都收起来，又补了一句：“丫头，你命好，碰上真爷们儿了。往后好好伺候张爷吧。” 那姑娘眼泪这才哗哗地淌下来，又要给张伯驹跪下，让他一把拉住了。他轻声说：“别跪了，我不是买你。你要愿意，跟我回去，帮我太太打理打理家务，过些日子我托人送你回苏州老家。你还年轻，该回家好好过日子。” 走出那扇门时，天已经黑透了。胡同里只有远处一盏昏黄的灯，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姑娘跟在张伯驹身后，走得小心翼翼，像是怕惊醒了什么似的。她忽然停住脚步，回头望了一眼那扇半掩的门，门里传来稀稀拉拉的胡琴声和女人的笑声。她攥紧了拳头，转身大步追了上去。 这事后来传到张伯驹朋友耳朵里，有人笑他傻，有人竖大拇指。他只是摆摆手，说：“人生在世，有些事遇上了，不做心里过不去。什么名声不名声的，死的时候能带走吗？” 我倒觉得，张伯驹这人不光是傻，他是真信那些老话，什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什么“见义不为无勇也”。那姑娘求他，与其说是求个归宿，不如说是求个人把她当人看。张伯驹给了她这个，花的钱再多也值。只是想想那个年月，多少这样的姑娘没有碰上张伯驹，她们后来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差这么一个人，差这么一回回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