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新开的白天鹅宾馆楼顶架上高射炮，霍英东无奈之下找廖承志帮忙，叶帅得知此事后托人给廖承志带去口信，最终一锤定音！ 霍英东作为香港知名企业家，早年从航运起步，通过参与国际贸易积累资本，逐步扩展到房地产领域。他在1970年代末响应国家号召，成为首批在内地的港商投资者，主导了多项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体育场馆建设和教育捐赠。他的政协副主席身份让他在推动港澳与内地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多次参与政策讨论会，协调资金和技术引进。霍英东的投资策略注重长远效益，避免短期投机，确保项目与本地经济发展对接。他在广州的项目中，亲自审核设计方案，强调实用性和国际标准，这为后来更多港资进入内地铺平道路。他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港商的务实精神，结合本地资源推动经济增长。 廖承志长期从事统战工作，负责联络港澳侨胞，推动外资政策落地。他在1978年后组织多场邀请会，吸引香港工商界人士北上考察，促成首批合资企业成立。廖承志的协调能力体现在处理具体投资障碍上，他通过文件批复和会议安排，帮助解决审批环节的瓶颈。作为人大副委员长，他注重实际效果，避免官僚主义拖累项目进度。他的努力直接促成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定位，许多政策从他的办公室开始起草和执行。廖承志的背景让他熟悉港澳事务，善于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引进外资不影响国家安全考虑。 叶剑英在军政领域积累深厚经验，1949年后参与国防建设和政策制定。他在1970年代末支持广东特区试验，批准多项外资项目，强调经济开放与国防安全的并行发展。叶剑英的决策风格注重大局，多次通过批示调整地方执行中的偏差。他的干预往往基于对国家战略的把握，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的转变。叶剑英的角色在改革开放中体现为高层共识的凝聚者，他通过子女和助手传递信息，确保政策落地不走样。他的贡献包括支持首批中外合资企业的审批，这为后续经济腾飞提供了制度保障。 白天鹅宾馆项目从1979年开始筹备，霍英东出资1.2亿港元，选址广州沙面岛，旨在打造中国首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酒店。建筑高度达28层，设计融入现代元素，如室内瀑布和卫星电视设备。1982年宾馆接近完工时，军方根据1969年防空细则，要求在顶层安装六门37毫米高射炮，作为城市防空点。这源于当时南方边境紧张局势，广州被视为前线城市，高层建筑需承担战备任务。霍英东面临设计冲突，炮台安装会占用顶层空间，影响酒店形象和运营安全。他多次与武装部和旅游局交涉，前者坚持规章，后者认可问题但无力改变。 谈判持续数月，霍英东北上北京求助，携带项目照片和报告，展示炮台对建筑美观的破坏。秘书建议联系高层渠道，霍英东回忆1978年叶剑英的鼓励话语，便转向廖承志求援。廖承志听取情况后，评估外资引进的战略意义，转达给相关领导。叶剑英在休养地获悉此事，通过托人带口信给廖承志，强调欢迎外资的立场。口信内容指出，项目资金来自境外，地点在内地，应优先支持开放政策。廖承志据此协调军方，几天内下发文件，免除顶层炮台设置。整个过程体现了高层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避免了战备规定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碰撞。 事件解决后，白天鹅宾馆于1983年2月正式开业，成为对外展示的窗口，接待多国政要和商人。酒店设施领先当时标准，创汇能力迅速提升，1983年入住率达87%，占广州酒店业一半以上。1985年发生火腿坠落事件，进一步暴露顶层设施问题，但已无关最初免建决定。酒店的成功吸引更多外资，广交会期间订单激增，推动本地旅游和服务业升级。项目经验被复制到其他城市，强化了中外合资模式的可靠性。霍英东以此为基础，继续投资内地基建，如桥梁和学校建设。 廖承志在1983年6月逝世前，继续推动港澳工作，留下多项政策遗产。他的协调机制影响了后续统战实践，确保外资引进的连续性。叶剑英于1986年10月逝世，其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被视为关键转折点，支持了广东从边陲到前沿的转变。霍英东直到2006年10月逝世，仍活跃在投资领域，他的白天鹅项目成为港商爱国投资的典范。酒店如今仍运营，象征时代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