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邱行湘已经54岁了，原74军军长邱维达见他还是单身，就说：“有个30多岁的女工，人不错，会做红烧肉，要不试着相处看看？” 话说1961年的南京城，春寒料峭。 汉府街一栋小洋楼的房间里，54岁的邱行湘正对着窗外发呆。 屋里收拾得还算整齐，却冷清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快两年。 邱行湘这个名字，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军政界，是响当当的。 他曾是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1948年洛阳战役，他作为警备司令死守，最终兵败被俘。 被俘时他一度想举枪自尽，未果，此后，便是长达十年的战犯管理所生涯。 直到1959年，国家首次特赦战犯，他才获得新生，被安排到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每月有一百元薪水，生活有了着落。 可生活有了着落，心里却总是空落落的。 早年父母包办的妻子，早在1947年就病故了。 后来在南京认识了一位张小姐，情投意合，甚至约定了战后成婚，可1948年洛阳一别，竟是永诀。 如今孑然一身，除了几个同样被特赦、境遇相似的老朋友偶尔走动，他的世界安静得只剩下回忆。 老朋友们也替他着急。 其中一位，原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邱维达，与他交往甚密，看他这样形单影只地过日子，实在不是办法。 有一天，邱维达又来看他，屋里依旧冷冷清清。 邱维达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邱啊，总这么一个人不是个事儿，我给你介绍个伴儿吧。 邱行湘一听就摆手，脸上有些挂不住，都这把年纪了，五十四岁的人，还相什么亲？说出去让人笑话。 邱维达却很认真，他说，不是小姑娘，是南京棉毛纺织厂的一个女工，叫张玉珍，三十多岁，人很本分，也勤快。 丈夫早些年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她一个人拉扯着，很不容易。 关键是啊，邱维达特意强调，她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红烧肉，炖得那叫一个香，远近闻名。 他沉默了一会儿，没再像之前那样坚决拒绝，只是含糊地说，再说吧。 这“再说”，其实就是松了口。 见面安排在一个周末下午，地点就在邱维达家，免得双方尴尬。 邱行湘特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提前到了，坐在那里，手心竟有些微微出汗。 不一会儿，邱维达领着一个女子进来了。 这就是张玉珍。 她穿着朴素但整洁的工装，相貌端正，眼神平和，没有太多初次见面的羞涩，反而有一种历经生活磨炼后的沉稳。 她带着两个孩子，孩子们怯生生地喊了“邱伯伯”。 整个见面过程，没什么波澜壮阔的对话。 两人都拘谨，问的多是工作和生活上的琐事。 邱行湘了解到她在纺织厂做工，每月工资六七十元，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日子清苦但踏实。 张玉珍也知道了邱行湘现在的工作，对于他复杂的过去，她没有多问，眼神里也没有异样，仿佛那只是他人生一段遥远的、与现在无关的经历。 临走时，张玉珍很自然地邀请他，说改天有空，到家里吃顿便饭，尝尝她的手艺。 邱行湘点了点头。 赴约那天，邱行湘的心情比第一次见面轻松了些。 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不一会儿，几样家常菜上了桌，最中间，是一碗油亮亮、红扑扑的红烧肉。 邱行湘夹起一块送入口中，肉质酥烂，肥而不腻，咸甜适中，浓郁的酱香在舌尖化开。 那一瞬间，许多遥远的感觉回来了，不是山珍海味的滋味，而是记忆深处，关于“家”和“安稳”的所有想象。 这顿饭之后，两人的关系自然而然地走近了。 邱行湘时常去张玉珍家坐坐，有时带点糖果给孩子，有时帮着修修家里的桌椅。 张玉珍则经常做些饭菜，让邱行湘带去单位吃，也帮他缝补浆洗衣物。 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柴米油盐的牵绊。 交往了大约半年多，两人都觉得可以互相依靠，共同走完后半生。 1962年春节前，他们低调地登记结婚了，婚礼很简单，请了几位老朋友吃了顿饭。 消息传开，甚至还上了香港的报纸，让许多海外故旧感慨不已，没想到这位“小蒋介石”不仅活着，还在新社会里开始了全新的、平静的家庭生活。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 每天下班，家里有了灯光，有了烟火气，有了等待他的人。 更让邱行湘没想到的是，1965年，五十八岁的他，竟然老来得子，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晚年的邱行湘，常常感慨命运的无常。 那个曾经模仿蒋介石剃光头、披大氅、不苟言笑的“邱师长”，如今是街坊邻居眼里提着菜篮子、带着孙子散步的“邱老先生”。 他们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宣言，只有细水长流的相互扶持。 主要信源：《邱行湘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