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越南关押6年的“叛徒”汪斌回到国内，昔日战友纷纷指责他是卖国贼，上级也开始对他严格审查。不过一个神秘人的到来，却让汪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0年1月19日，友谊关的寒风吹得人骨头缝都发冷。一个瘦得只剩骨架的男人被人从担架上搀下来，站都站不稳，得靠两个人架着才能挪步。他就是汪斌，六年前在老山前线带兵冲锋的副指导员。 当年一起打仗的战友围过来，眼神里没有欢迎，全是冰碴子，有人直接指着鼻子骂“卖国贼”，还有人往地上啐口水。上级的审查组马上到位，把他送进医院说是疗养，实际上就是隔离审查，每天笔录要做十几遍，从被俘那天的细节问到在越南的每一顿饭。 说白了，那个年代大家对“战俘”这两个字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战场上回来的，要么是英雄，要么是烈士，活着被敌人抓住还回来了，那就是“软骨头”。汪斌被关押期间，越军逼他写了一份所谓的“家书”，内容经过裁剪加工，登在越南报纸上，广播里天天放，说中国军官主动投诚呼吁和平。这份材料传回国内，成了铁证，很多人一看就炸了：别人都战死了，你不但活着，还给敌人写这种东西？ 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时间倒回1984年4月28日，老山战役打得最惨烈的时候。汪斌所在的118团1营执行穿插任务，遭遇越军伏击，连长、副连长接连牺牲，指挥系统被打乱。身为副指导员的汪斌临危受命，带着剩余人员突围。 撤到安全地带后，他记着牺牲的副连长丛明遗体还在阵地上，主动向营长请求带人回去抢运。营长同意了，汪斌就带着司务长和通讯员返回48号高地附近，结果撞上越军巡逻队。交火中两位战友当场牺牲，汪斌左腿中弹倒地。眼看要被活捉，他朝着70米外的战友花国顺嘶吼：“向我开枪！快！”花国顺手抖了没扣扳机，越军一枪托砸晕汪斌，他成了老山战役中我军被俘的唯一军官。 接下来的六年，是真正的人间地狱。越军知道他是军官，想撬开他的嘴获取情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关他的牢房是特制铁笼，不到一米高，人塞进去站不直躺不平，只能虾米一样蜷着。电击、竹签扎指甲缝、烧红的铁棍烫，这些常规项目几乎天天有。 1987年夏天，汪斌花了整整一年多时间，用偷偷藏起来的工具在墙上挖了个洞，成功越狱。但长期营养不良让他体力透支，跑出两公里就虚脱倒地，被抓回去后吊在烈日下暴晒三天。体重从最初的140斤一路掉到37公斤，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被活活磨没了。 越军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把刀架在无辜平民脖子上，逼汪斌写那封“报平安”的信，说不写就杀人。汪斌在极端伦理困境下被迫写了，越军如获至宝，大肆宣传。这成了他回国后洗不掉的“污点”。审查组的人反复质问他：为什么没拉光荣弹同归于尽？有没有泄露部队番号、火力配置？汪斌的回答永远一样：他想死，但没死成；他什么都没说，每次审讯只有三个字“不知道”。可空口无凭，没人信。 转机出现在一份意外获得的铁证上。通过隐秘渠道，我方人员搞到了越南军方对汪斌长达六年的审讯笔录复印件，整整214页，纸张泛黄字迹模糊。调查组一页页翻过去，心惊肉跳。记录显示，在2190个日夜里，每次酷刑后面，关于情报的回答确实只有“不知道”三个字。笔录最后几十页，已经没有文字了，全是乱七八糟的血手印——那是汪斌被折磨到连笔都握不住时按下的。 但真正让汪斌心理防线看到光的，是一个神秘人的到来。1991年春天，病房门被推开，进来的是陈知建，开国大将陈赓的儿子，时任第14军40师副师长。 他没带警卫，坐下后没盘问，而是掏出一个红色封皮的小本子，那是烈士名册。他一个个念给汪斌听：张红旗追记一等功，李大柱的女儿特招入伍……念完后陈知建握住汪斌的手，说了五个字：“组织相信你。”这句话比任何灵丹妙药都管用。汪斌后来回忆，那一刻他感觉断掉的脊梁骨突然接上了。 陈知建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还带来了关键证据：部队后来收复48号高地时，确实找到了副连长丛明的遗体，证实了汪斌返回战场的初衷。技术部门鉴定也发现，越方录像里汪斌脖子上的勒痕是外力强行按压造成的，所谓“供词”的笔迹根本对不上。这些证据链条完整，审查组的态度开始转变。 1992年7月1日，118团大礼堂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平反大会。汪斌恢复名誉，追记三等功。当他抬起右手敬军礼时，台下的人发现他的手臂在剧烈颤抖——不是因为激动，而是他的琵琶骨在战俘营里被打碎过，根本使不上力。这一幕让很多曾经误解他的战友当场泪流满面。 因为身体彻底垮了，肺出血后无法继续服役，汪斌1993年转业回到山东邹城，进入电力系统当了一名普通线路工。他每天爬电杆、查线路，炎夏寒冬从不懈怠，同事直到2015年央视采访播出后，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工人身上藏着这样一段历史。 汪斌的经历给后来提了个醒：战争的残酷不只在于战场上的生死，更在于对幸存者的苛刻审视。英雄不该只有战死沙场这一种模样，活下来坚守气节，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