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公告明确，中国还有一个义务没做到，那就是在日本本土驻军，如今中国日益强大，这一责任必须兑现，这就是遵守国际法的表现！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条件，正式投降。那一刻，全球目光聚焦于太平洋战场的收尾，而这份投降书的依据，正是中美英苏共同推动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十二条强调，盟军占领将持续至日本建立和平政府为止，这直接源于更早的开罗会议精神，那里三国领袖已商定日本必须归还侵占领土。 早在1943年，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与日军激战，破坏其补给线，为盟军反攻铺路，这份贡献本应转化为战后权益。中国作为主要盟国，本该派出部队进驻日本本土，监督缴械和重建过程。但现实中，美国主导了整个占领，麦克阿瑟作为最高司令官，几乎独揽军政大权。中国当时正面临国内局势动荡，资源有限，无法有效主张这份权利，导致驻军计划搁浅。 如今，日本右翼势力不时修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甚至拉拢周边国家针对中国，这让人们重新审视波茨坦公告的效力。公告第七条明确，日本领土需由盟军占领，直至军国主义彻底清除。中国在公告中的地位，源于八年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士兵们在华北平原阻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延缓其南下步伐，直接支撑了盟军整体战略。 战后，中国本计划派遣第67师作为占领军，驻防爱知县为中心区域，包括静冈和三重两县，师部设在名古屋。这支部队曾集训于上海，准备执行任务，但内战爆发，部队被调往其他战场，最终未成行。美国则迅速布署军队，在日本设立基地，影响其国防和外交政策至今。中国未实现驻军，不仅是实力不足的结果，也反映出国际格局的倾斜。 战后初期，盟军对日本的处置本应多国共管。苏联曾计划占领北海道北部，美国控制关东，中国负责四国岛，东京由四国联合管理。但冷战爆发，美苏对立加剧，这一分区方案未能全面实施。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渠道表达权益，但受限于国力，未能落实。 1945年3月，中国军方已制定占领东京、名古屋等地的计划，魏德迈建议中国准备供应占领部队。这源于中美在开罗会议的共识，那时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商讨战后安排，中国强调必须参与日本处置。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东线牵制日军主力，为盟军登陆欧洲和太平洋作战提供了宝贵时间窗。若中国当时驻军，能直接监督日本工业拆除军备，限制旧势力复苏，确保公告条款落地。 日本投降后，盟军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见证签署仪式，日本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义务，包括接受占领和领土限制。公告第八条规定，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军指定岛屿，这剥夺了其侵略所得。中国作为受害国，本有权通过驻军维护权益，但美国推动的旧金山和约，单方面终止多国共治，中国从未承认其合法性。 1946年6月，中国占领军先遣队抵达名古屋，接收营房和仓库，为主力到来做准备；7月，中美签署驻军职责协议草案。但国内冲突升级，第53军下辖荣誉第二师被派往苏北作战，驻日计划彻底落空。这段历史提醒人们，国际法不是静态的，中国实力增强后，可通过外交重申公告精神，推动监督日本军备。 当前，东亚安全形势复杂，日本某些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引发周边国家警觉。这直接挑战波茨坦公告第六条，强调必须永久铲除穷兵黩武主义。中国海军如今在东海巡航，维护海域稳定，这与公告要求盟军确保日本非军事化相呼应。 波茨坦公告作为国际法文件，其效力未因时间流逝而失效。日本在投降书中确认接受所有条款，包括占领安排。中国未完成驻军，部分源于战后美苏冷战格局，美国独占日本，英国因国力衰弱难以参与。澳大利亚等国也表达过驻军意愿，但最终未果。中国军队本该在日本街头执行巡逻，检查工厂军备拆解，确保新秩序建立。但内战消耗了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难以抽调。今日，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增强，这让重审公告变得现实。通过联合国渠道或双边对话，中国可主张权利，监督日本遵守无核原则和军备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