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和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皇庆元年的姚燧，虽已卸官归洛，远离朝堂纷争，但他作为文坛盟主，与前朝廷重臣的身份，仍让府邸内部维持着森严的秩序，而侍妾索要证物的行为，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基于时代规则的理性自保。 元朝士大夫阶层，蓄养妾婢是普遍现象，法律虽规定娶妾需立婚约，但妾与正室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 正室是家庭的法定女主人，妾则多为买卖或典雇而来，人身依附于男主人，甚至连基本的生命保障都难以周全。 法律明确规定，殴打妾的惩罚远轻于殴打正妻，若妾有“过错”，主人殴打致死竟可免罪。 这种等级差异，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妾不仅要服从正室的管教，就连饮食起居，都需低人一等，稍有不慎便可能遭遇，驱逐或虐待。 对于侍奉姚燧的这位侍妾而言，76岁的主人已是风烛残年，自身又无正室名分，一旦怀孕，处境将异常艰难。 元朝继承制度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嫡长子享有绝对的继承优先权，庶子（妾所生之子）的继承份额仅为嫡子的一部分，而若身份存疑，甚至可能被排除在，继承序列之外。 姚燧府邸中必然有正室及其他妾室，一个来历不明的胎儿，极可能被诬陷为“奸生子”，不仅孩子无法获得合法身份，母亲也可能面临被驱逐、毒打甚至灭口的风险。 索要证物的核心诉求，是为潜在的子嗣，争取身份认可的依据。 姚燧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其随身之物如印章、墨宝等，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可作为证明亲子关系的间接凭证。 在缺乏亲子鉴定技术的时代，这类带有主人印记的物品，能在家族内部纠纷中，成为重要的佐证，至少能为孩子争取到，庶子的合法地位，获得部分财产继承权或生活保障。 对侍妾自身而言，若能生下姚燧的子嗣，即便主人离世，也可凭借“母以子贵”的规则，摆脱任人摆布的命运，避免被家族随意发卖或抛弃。 姚燧的高龄更放大了，这种不确定性。76岁的年纪在元代已属罕见高寿，随时可能面临不测。 一旦姚燧去世，失去靠山的侍妾，在家族中便毫无话语权，腹中胎儿若没有明确的身份凭证，只会成为正室或其他妾室排挤的对象，最终大概率落得母子无依的下场。 这种对未来的深切忧虑，促使她在事发次日便主动索要证物，将风险规避的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妾的生存空间极为苛刻，她们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没有婚姻自主权，命运完全依附于，男主人的态度和家族的容忍度。 即便是姚燧这样，以“器识豪迈”著称的文人，其府邸也无法脱离时代的框架。 侍妾的行为既不关乎情爱，也非贪图富贵，而是在等级森严的制度夹缝中，为自己和潜在后代争取生存机会的无奈之举。 这种行为背后，是元代女性在父权与等级制度双重压迫下的生存智慧。她们无法改变自身的妾室身份，也无力挑战既定的社会规则，只能通过这种低调而务实的方式，为自己谋求一丝安稳。 证物本身无足轻重，但它所承载的身份认证功能，却是侍妾在黑暗处境中所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