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年间，一男子和6位同乡进城赶考。舟车劳顿，一行人进寺里休息。夜晚，男子起来方便，见寺里的和尚手持利剑走来。男子想要摇醒同伴，却见同伴一个个昏睡不醒。 这一幕发生在正德八年（1513年）秋闱前夕。那一年，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第八年。此前数年，刘瑾专权已至极盛又骤然败亡。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刘瑾伏诛，《明史·刘瑾传》记载其“加派四方，取财无算”，遗祸地方。刘瑾虽死，赋役沉重的余波未消，流民滋生，盗贼并起。 南直隶、湖广、山东一带，地方奏报频仍，《明武宗实录》多次提及“流民削发为僧”“假僧为盗”。 南直隶本为富庶之区，却也是举子最集中的区域。乡试三年一科，八月举行。《明史·选举志》记载，各省生员须赴省城应试，路途少则十余日，多则一月有余。 赶考书生往往携带盘缠与书卷，结伴而行。正因如此，行旅之人常为盗匪所觊觎。《大明律》明定，强盗杀人者斩立决，可见朝廷对此类案件定性之重。 那名寒门书生出身南直隶小县，自幼攻读四书五经，唯一的出路便是科举。正德八年春夏之间，南方雨水偏多，河道涨水，舟行缓慢。抵达省城时已是七月下旬。 城郊寺院本为歇脚之所，却成了隐患所在。 当夜，男子腹痛起身，月色昏暗，却见僧人提剑巡行。男子贴在廊柱后，心中发凉。几日前在驿站，曾听商旅谈及城郊寺院混杂，不乏无度牒之徒。 礼部掌度牒，地方布政司与按察司负责清查。正德三年（1508年），朝廷曾下令清查私度僧尼，正德八年又申禁游僧。然而偏远寺庙无人细察，巡检司人手有限，漏洞渐生。 男子不敢妄动。几名同乡饮过茶水后便沉沉睡去，此时呼吸沉重。男子明白，若贸然惊动对方，自己与同乡皆难保。男子从寺院后墙破损处翻出，钻入林中。 林间虫声细碎，男子不敢停步，直到天色微明，才奔向县衙。 县衙所在为某府治下县城。知县得报，当即派捕快数十人前往。此类案件在当时并非孤例。《客座赘语》记载嘉靖年间举子宿寺被劫一案，手法相似，先以茶水迷之，再行劫财。 可见假僧作案已成惯用方式。 审讯之下，这伙人多为流民出身。刘瑾执政时加派频仍，地方负担沉重，部分百姓弃田为盗。正德五年至七年间，北方刘六、刘七起事，南北震荡。 乱象之中，流民或削发为僧以避差徭。《明史·刑法志》记载：“盗贼多假托僧道以自蔽。”这些人无度牒，盘踞荒寺，以行旅为目标，三年间多起案件未破。 寺院田产本多，明中期以来土地兼并严重，部分寺院名存实亡。僧田尚在，僧众却少，空屋与暗室反成藏匿之地。巡检司兵力不足，难以常驻检查。 男子报案之后，案情上达府城。按察司参与复核。此类劫杀举子之案，不仅涉刑律，更触动科举制度的根基。科举为国家取士之本，举子途中被害，影响朝廷威信。 知县亦明白这一层，办理尤为谨慎。 男子在县衙作证时，心绪难平。那六位同乡原本约定同榜登科，如今生死未卜。男子记起《论语》所言：“见义不为，无勇也。”若当夜惊慌失措，恐怕连报官的机会也无。 案件查实后，依《大明律》定罪。强盗杀人，处以极刑。告发有功者按例可得赏银，亦可能免部分差役。地方志中常见类似记载，虽数额不一，但制度确存。 这起事件背后，并非单一偶发，而是正德年间社会结构失衡的缩影。刘瑾专权遗留下的财政压力、流民问题、度牒制度松弛、地方武备不足，交织成隐患。 书生之所以幸存，并非神迹，而是警觉与冷静。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江西举兵，王守仁平叛。《明史·王守仁传》记载其用兵迅捷。朝廷在动荡中维持秩序，更显地方治安之重要。 男子后来是否入仕，史籍未详。县志偶有举子中式名单，却难一一对应。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年秋闱仍如期举行，考场号舍如常，礼部派官监试。科举未因动荡而停。 城郊寺院清查之后，地方再度核对度牒，巡检司加紧巡逻。正德末年，朝廷数次申禁游僧。制度在修补，漏洞却难一朝弥合。 那夜月光之下的惊险，不过是明代中期社会一角。读书人奔赴考场的路上，既有书卷，也有险境。有人折戟途中，有人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