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的芜湖，日伪的岗哨遍布街巷，新四军却在敌人虎口中，用大米换来反攻急需的军火与物资？这场看似不可能的交易，为何变成了可能？ 答案要从新四军第七师的处境说起。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第七师活动在皖南、皖中一带，师领导为谭希林、政委曾希圣。 到1944年，抗战进入后期，陈毅在华中多次强调备战反攻，后勤成为要害。华中根据地能打仗，却缺枪支、缺机具、缺药品。《新四军战史》记载，当时部队装备仍以缴获为主，补给渠道有限。 芜湖是长江沿岸重要商埠，也是皖南粮食集散地。乡村大量粮源掌握在根据地手中，城内收粮权却握在汪伪机构与日军顾问手里。 1944年春夏，日本在华中推进“一号作战”，兵力南调，后方粮食压力骤增。地方伪政权必须按日军要求完成收购任务，否则承担责任。 汪子东正是芜湖一带负责征粮的关键人物。 谭希林没有急着谈交易，而是调整部署。第七师在外围乡镇加强伏击，专打下乡征粮的伪军小队，扣下粮食与船只。这些行动在《第七师战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几次截粮后，城内库存告急，汪子东面临催逼。日本顾问楠木椿只关心粮食能否按期到仓，对过程并不过问。 叶进明在此时入城。叶进明的身份在史料中明确，为第七师负责统战与经济工作的干部。进入敌占区并非临时起意。抗战时期，华中局文件多次强调对伪职人员区别对待，争取可转化力量。 叶进明心里明白，仅靠武装威慑不够，还要给对方退路。 会面安排在江面小艇上。叶进明没有绕弯，直接说明形势。1944年战局已变，日本败势明显。叶进明提出用根据地的大米换取枪械零件、机床和医药用品。 汪子东担心留下把柄，又惧怕日军。叶进明当场拍下合影作为约束。这个做法并非戏剧化桥段，而是地下工作常用手段，在多份抗战回忆资料中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交易并未立即顺畅。第七师继续在外围控制粮源，使汪子东不得不重新权衡。日军需要粮食维持部队，地方势力需要生存空间。 双方的利益在夹缝中出现交点。几日之后，汪子东主动接触，表示愿意按比例交换物资。楠木椿为了完成指标默许放行，条件是账面粮数不减。 运输成为关键。芜湖水路通达，新四军通过掌握的船只将部分物资运往根据地，再转送至华中局所在地黄花塘。黄花塘当时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陈毅年谱》记载1944年军部设于此。 物资包括修械用车床、子弹、医疗器材与布匹。这些物品在1945年华中反攻时发挥作用。 谭希林对部队强调纪律，要求交易过程中不得扰民。曾希圣负责政治把关，防止渗透。第七师既打仗又谈判，保持双线运作。 城内百姓对物资流向并不完全知情，但可以感觉到征粮压力有所缓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前，第七师已具备较完整的补给体系。芜湖周边的经济斗争，为皖南部队扩展力量提供支持。战后史料中没有关于此类交易被日军查破的记载，可见其隐蔽性。 1944年的芜湖没有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役，却有另一种较量。叶进明的进城、谭希林的部署、曾希圣的统筹，让粮食变成军需。事情没有传奇色彩，只是一步步推到那个结果。 日伪岗哨仍在，江面船只往来照旧，交易在暗处完成。等到枪声再次响起时，准备已经悄悄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