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4日拂晓，沈阳市长武迪生和助手张力女士，乘坐直升机前往以色列的马萨达山，去看死海日出，中途意外坠机身亡，事后，围绕是否因公殉职和赔偿问题，沈阳方面和以色列官方产生了很大分歧，一度陷入僵局。 武迪生1935年10月出生于河南西华县。1956年他从东北工学院轧钢专业毕业，随后分配到沈阳线材厂担任技术工作。他逐步晋升为厂长兼总工程师，负责工厂的生产组织和技术管理事务。后来他调入沈阳市冶金工业局出任副局长，协调全市冶金企业相关工作。之后他担任市体改委主任，参与推动经济体制调整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5年他出任沈阳市副市长，1986年当选为市长。在市长任期内他主管多项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事务。1991年武迪生当选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同时担任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力当时担任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作为助手参与此次出访的协调工作。 1993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重要阶段，地方官员出国开展经济交流活动增多。武迪生率领代表团于11月19日抵达以色列拉马特甘市访问，主要任务是加强两地经济合作，商谈高新技术项目引进事宜。其中一项重点是与当地企业家伊兰阿尔特洽谈投资协议，计划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相关园区。访问期间日程安排紧张，因为24日下午武迪生还需要前往法国巴黎会见时任市长。基于时间考虑，伊兰阿尔特建议使用直升机提前考察马萨达地区的高新科技园区，武迪生和张力接受了这一安排。 当地时间11月24日凌晨4点50分，直升机从海尔兹利亚思荻多夫机场起飞。机型为贝尔206，注册号4X-BJG，由以色列当地公司运营。机上乘客包括武迪生、张力、伊兰阿尔特、一名导游和飞行员，共五人。目的地是马萨达地区，目的是结合观看日出进行项目现场考察。飞行过程中在5点24分驾驶员与地面指挥台有过最后一次联系，随后信号中断。地面指挥中心启动搜索程序。 约6点15分，以色列空军救援直升机在贝尔谢巴北约5公里处发现坠毁残骸。机上五人全部遇难。事故发生后以色列民航管理局展开调查。1994年4月调查报告公布，主要结论指向发动机第二级定子叶片出现高频疲劳断裂。该叶片厚度测量结果低于制造商规定的下限。报告同时提到飞行员采取了自转下降措施，但未明确单一责任方归属。 沈阳方面在获悉消息后迅速组建善后工作组。副市长艾廷隽和市政府副秘书长张福卿带领团队于11月27日启程赶赴以色列。工作组抵达后处理多项事务，包括联系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协调遗体善后事宜。由于当地习俗不允许火化，他们按照国际惯例对遗体进行防腐处理。12月1日完成封棺，12月2日由航班启运，12月3日抵达北京后进行火化。 工作组在以色列期间继续推进武迪生生前访问成果。他们与拉马特甘市代表会面，签订了一份备忘录、一项合资合同、两项合作协议以及五项合资意向书。这些文件维持了双方之前的经济合作势头。尽管发生事故，两市友好关系得到延续。工作组还收集相关法律资料，为后续赔偿事宜做准备。 赔偿问题成为双方交涉的重点。沈阳方面认为此次出行属于正式公务活动，遇难者应按因公殉职处理，家属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以色列方面则依据本地法律程序，由保险公司和相关责任方承担处理。双方在责任认定和赔偿标准上存在明显差异。沈阳代表多次说明出访背景和公务性质，以色列方则提供事故调查文件进行说明。 以色列法律在计算赔偿时采用个人生活指数标准。具体方法是根据遇难者生前法定收入平均值，乘以按照本国同性别平均寿命减去实际年龄后的剩余年限。武迪生当时58岁，中国男性平均寿命按当时数据约74.5岁，剩余约16.5年。其年收入按法定工资计算约为6000多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不足800元。住房和车辆等配给项目不计入收入范畴。这种计算方式导致初步赔偿数额较低，引发沈阳方面的异议。 为推进索赔，工作组经家属同意委托以色列特拉维夫律师迪那耳代理事务。迪那耳建议考虑在美国起诉飞机制造商和发动机生产商以获得更高赔偿。1995年迪那耳去世后，家属分别聘请不同律师，有的倾向以色列本地诉讼，有的准备在美国起诉。谈判过程中双方就法律适用、证据提交和金额计算反复交换意见，沟通一度面临困难。 经过数月外交渠道和法律途径的反复协商，双方在赔偿问题上逐渐达成一定共识。以色列方面最终支付了一笔补偿款项，沈阳方面则按照国内规定向武迪生和张力女士家属发放了抚恤金。相关事宜处理结束后，这场围绕因公殉职认定和赔偿金额的分歧得到缓解。事件也促使国内对官员海外出访的安全管理进行相应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