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一番，可是

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一番，可是把陈独秀的一切革命关系全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审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我看了之后，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他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很必要。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只在狱中当书记。” 　　但是，党史专家姚金果综合分析各种史料后认为，包惠僧的这一猜测与评价并不正确。 　　1924年这次北京被捕的经历，让张国焘感慨万千，也大受打击。这对他以后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有重要的作用。据他自己说，此番入狱，于他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 　　张国焘多年后写道： 　　“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27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 　　“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设想，认为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30年’也未可知。” 　　“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