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班禅从西藏出发，行程一年。在乾隆70大寿时，献上嘎布拉碗。乾隆轻抚镶金带钻的

六世班禅从西藏出发，行程一年。在乾隆70大寿时，献上嘎布拉碗。乾隆轻抚镶金带钻的碗，手下似有凉意传来，心头惊悚。他知道这碗是人的头盖骨制成的，班禅曾经送的人腿骨法号还在宫中。中国古代酒文化的深远影响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尤其是在酒器的设计与制作上表现得淋漓尽致。3000年前，青铜酒器的多样性与精细程度已展示出古人对饮酒文化的重视和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材质的酒器相继出现，体现了工艺师们的匠心独运。而在这众多酒器中，嘎巴拉碗的材料和造型尤为独特，它是使用人类头盖骨制作的酒器，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力。嘎巴拉碗的来源虽难以详查，但文献《经律异相》中记录了一个相关的传说，这或许为这种酒器的起源提供了线索。传说中，印度波罗奈的国王大光明，以其慈善和仁慈闻名。一个嫉妒的邻国君主曾访问波罗奈，并要求大光明王赠予他物品。大光明王的慷慨解囊是众所周知的，他承诺满足对方任何要求。出人意料的是，那君主竟然索要大光明王的头颅。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大光明王仍旧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将自己的头颅献出。这一行为在佛教历史中被视为极致的牺牲与无我精神的体现。藏传佛教在仪式和教义中，对物质与精神的区别有着深刻的哲学理解，尤其体现在使用人头骨制作法器的传统上。在藏传佛教中，人的灵魂被视为永恒流转的，而肉体则是暂时的、必将消逝的。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藏密的仪式用具，特别是嘎巴拉碗的制作与使用。嘎巴拉碗通常由高僧的头骨制成，这些高僧生前有着杰出的修行成就，他们生前的愿望通常包括将自己的头骨用于此类神圣目的。这种使用被认为是对肉体无常的一种提醒，也是对物质世界的超脱。在具体的仪式中，嘎巴拉碗的使用包括两种形式。首先是灌顶仪式，这是一种精神启迪和净化的过程，修行者的头顶会被圣水洒滴，以示清洗心灵和智慧的提升。在这种仪式中，嘎巴拉碗内通常盛放酒精，修行者将从中饮酒，这一行为象征着智慧的接受和内在污秽的清除。另一种形式的嘎巴拉碗是供养用的，这些碗在材质和装饰上可能更为丰富，包括金、银、铜、铁以及玉石和其他珍贵材料的使用。这些供养碗用于承载各类供养品，如甘露、藏香或青稞酒等，放置于寺庙的佛坛之上，供奉给佛及护法神。不同于常见的器具，嘎巴拉碗的每一处设计都富含象征意义。碗的形状通常带有火焰图案，象征变革与进化。其底座形状为三角，稳固而坚实，象征着坚定的信仰基础。碗盖的存在则提醒着封闭和保护这些神圣内容的重要性。这种对人头骨的宗教性使用并非仅见于藏传佛教。在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六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头碗，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类似文物。这些头盖杯的存在证明，将人类头骨用作容器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并不罕见。此类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社会的丧葬习俗和祭祀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在历史记载中，人头碗的使用也是权力与仇恨表达的一种方式。据《战国策》和《史记》记载，赵襄子在灭掉智氏后，因怀恨在心，将智伯的头颅涂漆，制成饮酒之具。这种行为反映了古代战争中的心理战和对敌人的极端羞辱。至元朝时期，人头碗的制作与使用达到了一种极端形式。杨琏真伽这位僧侣盗掘南宋皇陵，将宋理宗的头盖骨制成了嘎巴拉碗，进而送给了帝师八思巴，显示了元朝对宋朝的彻底消灭和对权力象征的极端利用。清朝时期，康熙帝命令将贪官程金山的头制成骷髅杯，此举旨在警示和震慑朝中其他官员，反映了皇权对贪腐行为的严厉打击。而在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时，六世班禅喇嘛则以一只精美的嘎巴拉碗作为贺礼，这件藏传佛教的祭祀用具也体现了政教合一的文化特征和朝贡体系下的政治互动。另一件独特的人头碗藏于四川博物院，这件碗长18.2厘米，宽14.5厘米，座底呈三角形，内部装饰着黄铜边并嵌有珊瑚与绿松石。其铜质座部以莲瓣纹装饰，碗的上部和下部分别装饰着人头与象头，边缘饰有饕餮面，展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参考资料：张健，万金丽主编. 中国佛教文物精华鉴赏[M].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