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在角色塑造上有一个遗憾的地方，是姜武扮演的丈夫不够典型。他太过张狂乖戾，“你什么目的你自己知道”，“你懒成这样你好意思吗”，这些很舞台效果的攻击方式，大大降低了他的代表性。
典型中国丈夫（在非肢体暴力的平庸婚姻里）其实很少这样羞辱妻子，据我观察（我爸&我爷爷）最主要的策略是沉默，是走开，而不是言语攻击。因为争辩尚留理论余地，尚需维持表面逻辑，而沉默意味着共同精神空间的封杀。丈夫往往擅于忽视，拒绝沟通，停止表达，在家庭中作为一种沉默的阴影存在。但转而在外人面前，又表现出慷慨，大度，通情达理。正是这种精神分裂，让人不得不怀疑，婚姻本身即是某种男性毒料的催化剂。
我爸一生中极少对我妈露出笑脸，我曾多次目睹他在屋外接工友电话，笑得呲牙咧嘴，挂了电话转身进屋，瞬间满脸阴沉，仿佛电话里那个是他妻子，家里这个是他不得不应对的外人。我在同龄人的父亲身上多次窥见这类气质。很多年后，我自己也需要从自己身上清除这种分裂感。这种现实经验映衬，显得《出走的决心》里的姜武不似一个将文化压迫感输出到妻子身上的典型丈夫，反而像某种有人格缺陷的少数。
作为对照，杨本芬《我本芬芳》里的丈夫吕，可能更符合我见识过的中国父亲/丈夫，其主要姿态是冰冷，沉默，封闭，是一个大写的、全面的拒绝方。吕会倾尽全家肉粮票款待乡邻，体贴备至，用心良路，但面多刚刚生产完、求丈夫睡在自己旁边的妻子，他说，不，我怕血腥味。大多数时候他不表达，不回应，不争辩，“一言不发，拔腿就走”。这其实是我更熟知的一种丈夫，有他在内的婚姻是一种慢性毒药，是一根持续几十年逐渐收紧的绞索。
烈性的恶有时会反而能激发脆断，但大多数出走的难度在于慢性。当然《出走的决心》原型苏敏的处境更夸张，她是靠几十年的忍受，硬是把一个动辄被拳打脚踢的烈性恶忍受成了日常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