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地狱》：一组遗民的保守治疗方案
聊《破·地狱》不能抛开两个关键词，一是“离散”，二是“遗民”。前者是它的年代语境，后者是它的身份意识，两者重影于港人关于存亡的公共情绪之中。
生死离别，兹事体大，但能让这座曾经的摩天城、销金帐，这个以解构冲动为底色的文化工厂，浪子回头般再次留意一片瓦，一张纸，一道符，却非生死之题面所能为，而是情绪使然：走的人将永不再来，留下的人应当如何避免再度离散？
生死在《破·地狱》中成为一道证明题，怎么生怎么死，最终证明了人们身处怎样的年代，以及他们究竟是谁。
内地观众对《破·地狱》的解读，大多都忽略了香港这部分在地认同。一部分观众不满文玥对父亲的崇拜、和解，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类型片的情有可原。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对作为当代香港文艺主脉的港人离散史、遗民的社群自觉性，缺乏足够认识。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人们离开香港，是为了卷土重来。小马哥说，我就是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甜蜜蜜》里的李翘那样洒脱，“黎小军，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香港很大，回旋余地很多。这是香港原本的精气神，扶摇而上，有不落地的豪情。
今天的港片里，离开香港常常是一个不可撤销的动作。《破·地狱》讲生离犹比死别更频繁：他们一家都在国外、她去了美国、我要移民澳洲了——我们知道，那意味着失落，意味着不复相见。
离散的不只是个体，随之消亡还有黄金时代的洒脱。出走的人各有天命，留下来的人要怎样勉强聚合，才能不被冲散于洪流？
一座城的命运走向，取决于它能否与新事物勾结同流。对于香港人来说，新事物难堪一用，好在旧物质仍未消亡，“破地狱”就是这种旧物质之一。它成为遗民们聚合、靠近、彼此理解的最后法器。
香港电影有“轻生死”的传统，死常带着极强的精神趣味。死于江湖义气，死于情怀冲动，死于虚无或胀满，自有人为你长歌当哭。
但《破·地狱》里的死，是全然物质的死，肉身的死，死于死。死得沉默，死得干净。破地狱仪式就是物质之死的物质证明。击碎一片瓦，跨过一盆火，死也就到此为止。活的人另有焦头烂额要面对。
文玥为何执著于一桩旧法事，为何割舍不了父辈。其实这是几代人饱经离散后的别无选择。在不可逆的失落中、被新世界拒绝之后，旧世界的人、物、法事，成为留守者最后的抓握。
文玥救生者，郭父送死者，是遗民自舐其伤的生死同调。与其说最后是女儿原谅父亲、女人原谅男人，不如说是留守者宽宥了留守者。
杜甫《无家别》写：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华彩不再，多被海风吹拂五千年，不过又一个摇摇晃晃的长安。如果人们注定相伴于一地狼藉，既非蒿藜，焉能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