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太子”蒋经国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倒把。 1948年，蒋介石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令”。 要求各大城市居民将手中的金银外币兑换为金圆券，并通过行政命令冻结物价，强制商人按照8月19日前的价格出售商品。 蒋介石指派了大量经济督导员，深入各地监督落实情况。 蒋经国奉命驻上海，全面负责实施严格的物价管制与经济改革。 商家普遍对限价令持消极态度，许多商店采取了黑市交易，甚至有大商户明确表示，如果按限价购买商品，店铺将难以维持下去。 很快，上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应短缺。 蒋经国初到上海时，他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对经济改革充满信心，但也清楚地意识到，若改革措施无法有效执行，所有计划都将付诸东流。 因此，他决定着手打击市场上的大资本家和商人。 8月，他日记中记录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他必须下决心。 不久后，蒋经国安排了一场秘密宴会，邀请了上海滩的金融界大亨们，包括杜月笙和王晓籁等。 蒋经国希望借此机会说服他们为自己提供支持。 宴会气氛庄重，酒过三巡，蒋经国恭敬地向在场的宾客们行了一礼，并恳请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给予支持。 然而，蒋经国深知，单靠这种私下的交涉和讨价还价远远不够。 于是，他决定策划一场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 8月，蒋经国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支持力量，尤其是在杜月笙等人的暗中支持下。 他认为，接下来可以开始对上海的中小商家进行严厉打击。 为此，他决定组织一场“十万青年大检阅”的示威活动。 游行前夕，蒋经国在中央银行的会议室与几位亲信密谋，决定动员驻沪的军队以及警察和青年团体等大规模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当天，七万余名参与者在兆丰公园集结，排成整齐的队列。 蒋经国身着军装，在主席台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声称限价政策关乎国家未来。 接着，盛大的游行队伍开始了，数百辆军车、摩托车和战马组成的队伍驶过上海的街头。 然而，上海商店的商品依旧物价飙升。 大商店虽然勉力配合，但中小商户则采取了提高价格等手段规避管制。 此时，许多普通百姓因物资紧缺而陷入困境。 面对官僚体系的腐败和社会秩序的崩塌，蒋经国也感到力不从心。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每天都在与困难作斗争，但改革的进展依然迟缓。 此后他动用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对上海街头进行严格的宵禁，甚至在夜间早早封锁交通。 上海的经济逐渐陷入停滞，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甚至连基本的米饭供应都成为奢侈品。 蒋经国还下令逮捕了杜维屏，杜月笙的儿子，将其指控为金融投机罪。 蒋经国宣判杜维屏公开审理，并最终判刑。 这一系列举措，在民间产生了强烈反响，部分商人和官员开始感到不安。 不到一个月，46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押，并且几名警察高官因舞弊行为被公审并处决。 然而，上海的物价问题依旧无法遏制。 在召开的工商业代表大会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举报了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指责其囤积外汇商品。 10月初，蒋经国下令对扬子公司进行搜查。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孔令侃，正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弟，而扬子公司长期在外汇倒卖和商品走私中赚取利益。 自金圆券政策实施以来，该公司尤为活跃。 蒋经国遂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其仓库，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报道，赞扬蒋经国的果敢。 然而，蒋经国的母亲宋美龄出面为孔令侃调解。 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也未能对此采取强硬立场，反而在宋美龄的劝解下，对蒋经国做出了批评。 蒋经国虽然坚持整肃，但他最终不得不妥协，扬子公司未被进一步追责。 在这场风波之后，上海的物价再次飞涨，黑市活动愈发猖獗。 在这段期间，蒋经国几乎每天都在酒精的麻醉中度过。 他的情绪波动也加剧。 在他日记中，时常流露出失落和无奈的情绪，尤其是当他在辞去中央银行的职务时。 参考文献：[1]万齐洲,赖丽娴.简评蒋经国——以《蒋经国日记》(1925-1949)为中心[J].惠州学院学报,2015,35(5):20-23
